第二十四章 赴美讲学

类别:文学名著 作者:田本相 本章:第二十四章 赴美讲学

    “号外,号外,日本鬼子投降了!”

    报童的呼叫声,嘉陵江上的汽笛声,加上鞭炮声,锣鼓声,在山城上空回荡着,市民都涌向街头,在繁华的街道上簇拥着,欢跳着,整个山城沸腾了。

    八年,八年啊!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,和平终于胜利了。这是多么来之不易的和平呵!曹禺把一张报纸看了许久许久,眼眶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。胜利,本来是在他意料之中,他始终坚信胜利这一天的到来;但是,胜利的消息传来了,又使他感到突然了。他兴奋的时候,却往往是沉默的,他又陷入一种不可名状的沉思之中。

    和平了,胜利了,人们渴望着一个独立、自由、民主的新中国的诞生。人们对这和平和胜利怀着多少殷切的期望和光明的幻想啊!

    1945年8月28日,这是一个给山城人民带来希望的日子,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到重庆来了。曹禺听到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后,心想,“毛先生来了,这下可好了!”他把毛主席来渝,看作是和平、团结、光明和民主的象征。

    8月29日,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头版头条发表了毛主席的谈话:“本人此次来渝,系应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,商讨团结建国大计。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,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,当前时机极为重要。目前最迫切者:为保证国内和平,实施民主政治,巩固国内团结。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,应在和平、民主、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,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,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。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,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。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,表示谢意。”曹禺看到毛主席的谈活,深表赞同。他以为国共谈判,真能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去做,一定会迎来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。

    最难忘记的是9月的一天,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安排下,毛主席在上清寺会见重庆文化界人士,曹禺也应邀出席这次会见。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。魁梧的身材,和蔼的笑容,着一身蓝灰色的中山服,给他以朴素而伟岸的感觉。他没想到毛主席是那么平易近人,对他又是如此了解。当周恩来副主席把曹禺介绍给毛主席时,他们亲切地握手。毛主席勉励曹禺多为人民写出好的剧本来,他语重心长地对曹禺说:“足下春秋鼎盛,好自为之。”此刻,他紧握着毛主席的手,表示决不辜负他的厚望。曹禺回忆这次会见时说:只有20多人参加这次会见,我记忆中似乎都是进步的。沈浮对毛主席说,国统区太黑暗了,要到延安去。毛主席说,欢迎你们去延安,但只有小米招待大家。毛主席还对巴金说,我从前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,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。毛主席谈笑风生,对大家充满了关怀和期望。

    1945年10月10日,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国民党代表团签订了著名的“双十协定”——《国共代表会谈纪要》。曹禺从《新华日报》上看到这个协定写着:要“坚决避免内战”,“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”,“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”,并且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,共商和平建国大计。这个协定使曹禺受到鼓舞,他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憧憬的人,他早就呼唤过“中国,中国,你是应该强的!”他想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,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。但是,他哪里知道,在40天的谈判中,中国共产党作了多少让步,而取得每一项协议,又经历了多少艰难!当然,他更没有想到,国民党把“双十协定”作为他们暗中准备发动内战的步骤。

    就在“双十协定”发布前后,9月17日,蒋介石向全国各地秘密发送《剿匪手册》;10月13日、15日,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向八路军、新四军发动进攻;11月,蒋介石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,决定了对解放区的全盘作战计划。国民党已经把发动全面内战作为他们的既定方针了。

    这一切,当然是曹禺所不能知道的。就在全国处于一种暂时和平的气氛里,他和老舍接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,赴美国讲学一年。国民党中央社于1946年1月10日发表消息说:“美国国务院决定聘请曹禺、老舍二氏赴美讲学,闻二氏已接受邀请,将于最近期内出国。”延安《解放日报》也于1月14日转载了这条消息。

    对曹禺来说,这次邀请使他感到突然。虽然,他已经答应下来,但心中老想着一个问题,到美国该讲些什么呢?曹禺回忆说:

    去美国之前,我当时拿不定主意,到那里该讲些什么呢?我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,想找吴玉章同志请教。但是,他不在重庆,又找董必武同志,说也不在。不知什么原因,我是想问问到美国该怎样讲话。他们不在,我就找茅盾,我记得茅盾很热情地接待了我,留我吃饭。很丰盛的菜,都是孔德沚亲手做的茅公讲得很多很多,可惜我现在都忘了。但有两点却是记得很清楚的:一是,他说,有什么就讲什么,他的意思很明确,就是实事求是;二是,谈到文学,他说要讲文学是有社会意义的,不只是娱乐。这两条我记得很清楚,在美国我就是这么讲的。①茅盾的一席谈,给曹禺以信心和力量,在美国讲学期间,他的确是遵照他的意见去做的。

    1月20日晚上,“文协”为他和老舍举行了欢送酒会。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一次送文化使者出国,因此,得到进步文学界的高度重视。大约晚六点钟,一些著名的作家都来了,把两个会议室挤得满满的。到会的有茅盾、巴金、胡风、阳翰笙、杨晦、何其芳、黄芝冈、刘白羽、陈白尘、聂绀弩、邵荃麟、冯雪峰等50余人。一张张小茶桌上,摆着酒、茶点,围坐着的人们畅心地倾谈着。一篇报导是这样描写曹禺的:“等到曹禺先生来了,他悄悄地找了个位子坐下来,沉静得很。我们向来是不大在各种场合中见到曹禺先生的。他一直蛰居在乡间,埋头写作他的剧本《桥》。他的许多朋友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。惟有巴金先生和他的关系最密切,巴金是给曹禺先生转达一切消息的一个人。”①

    茅盾首先致欢送词,他说:“我们的官方曾经派了不少人到外国去,这些人到外国去替官方做宣传。这一回美国国务院来请中国作家出国,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是我们民间文化人第一次出国的两个……。”他还说:“我看到美国的《骆驼祥子》这本书的广告,那广告上面画的一个中国人,脑袋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,那辫子还翘得高高的。现在美国人是怎样地看我们中国人啊!”茅盾希望他们二位到美国后,把中国老百姓的思想和生活,老百姓的要求,和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是怎样进步的,把中国的实际情形告诉美国人。他说:“吃黄牛油的洋人对于中国的小辫子和三寸金莲未免太隔膜了。现在要让美国人知道,中国人如今不仅在形式上没有了小辫子,在精神上也没有小辫子了。这样对于真正中美两国文化的沟通,才会有真正的帮助。”接着是老舍先生讲话,他讲话充满坚定而果断的信念,在会上引起共鸣。

    曹禺在一次又一次的掌声中起来讲话。他的讲话温文缓和,他希望这次出国,努力做到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新文化是怎样艰苦地产生的,了解中国新文艺运动在今天取得的成就。他说吃牛奶黄油的外国人,是不了解吃草的中国作家的,他们见到老舍先生就会明白中国作家的生活和环境。那时,老舍先生身体不大好,刚刚经过大夫检查,虽然没发现肺部有病,但他那瘦弱的身体是朋友们所担心的。曹禺接着谈到,他很不喜欢有些人,首先怀着写给外国人看的写作态度,结果是一定要失败的。因为写出来的,并不是真正的中国人,我们应该写自己熟识的人。最后,他打趣似地结束了他的讲话,他说:“带了哈巴狗去周游全世界,回来仍然是哈巴狗,我不知道我回来是不是哈巴狗?!”他这些话,引起满屋的笑声。他的信念是明确而坚定的:出去是这个曹禺,回来还是这个曹禺,是不会为美国的生活方式所改变的,也不会为外国人的游说所能动摇的。

    2月间,曹禺抵达上海。一些多年未曾见面的老朋友又得以在胜利后重逢了,每日都有应接不暇的朋友来访。2月28日,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举行会员大会,为曹禺、老舍送行。同时,还欢迎新从重庆、厦门等地来上海的会员,如戈宝权、宋之的、吴祖光、柳亚子、施蛰存、袁水拍、许杰、华林、叶绍钧、赵太侔等人。到会的文艺界的朋友不少,赵清阁、许广平、王辛笛、凤子、赵景深、魏金枝、葛一虹、任钧、冯亦代、郭绍虞、叶以群、吴天、顾仲彝、唐皘、柯灵、李健吾、郑振铎、张骏祥、黄佐临、熊佛西、曹聚仁等人;还有美国新闻处主任费正清,是他建议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、曹禺去美国讲学的。

    这次欢送会开得十分隆重。先由叶圣陶先生题词,他写下了以下的话:

    文协上海分会欢送舒舍予、万家宝两先生赴美讲学,宣扬我国新文艺,到会者咸署名于此纸,永留纪念。时为35年2月18日下午4时,会场为全联食堂。叶圣陶书端。

    接着是郑振铎致词,他说:“我们希望真正的中国人到美国去,也希望真正的美国人到中国来。我们希望他们俩把真正的中国情形讲给美国人听,不多制定日程的限制,宣传抗战文艺和事迹,并且是真正的中国民间代表。”叶圣陶先生的讲话更是语重心长,他说:“新文艺从开头就不曾与政治分离过,这是五四运动开始的,以后的道路也不曾与政治分开,现在自然是以民主运动为最大潮流和倾向……。老舍、曹禺口头不说,但他们所表现的是真正中国人的生活,就可以关联到这方面去。希望他们告诉外国朋友们,中国文艺界有这样的趋势和精神。”在老舍讲话之后,曹禺便起来致词:想不到新老朋友在这儿见面,真是愉快。八年来的心情是没法子讲的。朋友们都在追寻唯一的真理,我们知道这真理目前是什么,大家为此感到的不愉快,真是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。我们所受的折磨、痛苦和物质上的灾难,是值得骄傲的。写文章的人许多年来用各种方法替老百姓说话,值得高高在上的人知道他们的痛苦。谁能够替老百姓做事,谁就能在新中国组织里存在。现在离目标还远,必须从各方面去努力,目前各地的老百姓离文艺运动还很远,生活都维持不了,更谈不上文化。我们要使老百姓安定,要他们懂得他们的责任很大,他们是将来新组织的主人。以后我们如再写作品,与其谈太大的问题,不如谈谈与老百姓接近的具体问题。这一次我们到美国去,老舍说是向美国作家学习,自然我们要从美国得到一些东西。另外,我们还有一个使命,就是把现代变化中的中国告诉美国民众。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英译本封面拉车的人还有一根猪尾巴,可见美国人对中国还认识得不够。中美两个民族,一个过去历史慢,一个快,方向却已决定,就是民主和真理。我们新文艺运动时间不长,像挤牛乳一样,总要挤出一点来。像茅盾的《子夜》、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,不敢太自夸,即使放在外国第一流作家行列,也不觉得惭愧的。我们要让美国人知道我国人民的生活,怎样选择能代表中国的作品。外国人读中国作品不大力便,我们该自己选择,介绍出去,这是值得做的一件事。

    他的讲话,得到郑振铎的赞许,受到与会作家的欢迎。在这个会上,费正清也起来致词,他首先声明,他不能代表美国国务院,只能作为个人的意见。他说:“中美文化应该联络交换,不但将文化材料即书籍交换,人也要交换。中国人到美国去,美国人到中国来,这是我以为十分要紧的。”他说,20世纪了,应该有国际文化交流。他特别强调说:“原子弹要是弄得不好,也许十几年后,大家都破坏了。最好把世界文化统一起来,我们必须有民主的文化,否则就糟糕。老舍、曹禺二位不但作了中国代表,也帮助了美国人。美国人一定要负责,可惜美国人对中国的学问情形还了解得不够。美国人不懂得中国事情,那是有危险的。美国对别国事情办得不好,就要失败。这虽是我个人的意思,却知道好多美国人也有此感想。”此外,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吴祖光、施蛰存、许杰、华林、袁水拍等人。

    最后,由凤子宣读了苏北作家致上海文协的信,它带来解放区作家对国统区作家的亲切慰问,也带来解放区的消息,引起了与会作家的极大兴趣。信中说:“我们虽在敌后的战争环境中,但是人民军队,人民政府,不顾一切长期封锁和农村落后状态的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,无微不至地爱护我们,帮助我们的工作,使我们得为抗战为人民尽了最大的努力。特别是享受到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的自由空气,及毋须为生活而奔忙的人最大的愉快。愈是我们工作得自由,愈是我们怀念你们所受过的不自由的与不愉快的日子。”还说:“我们应该加强团结,互相取得联系,建立华中解放区与上海及各大城市的文化工作上的交流。……欢迎你们到解放区来参观,你们的被禁止出版的书籍和被禁止上演的剧本,解放区愿替你们出版和上演。……这儿有着你们广大的读者。”①此信宣读后,到会作家热烈鼓掌。曹禺从这封充满热情的信中,不但感受到解放区作家的深厚情谊,也呼吸到解放区自由解放的清新空气。多少年后,他想到这封信,都记忆犹深。他似乎感到,解放区在向他招手,欢迎他,也欢迎一切作家到解放区去。

    2月22日,上海剧影协会在华美酒家为曹禺举行欢送会,顾仲彝、黄佐临、周信芳、梅兰芳、李健吾、赵景深、韩非等出席。3月2日,国立剧专的校友方守谦、罗明等人又在四马路杏花楼为曹禺饯行,张骏祥、白杨作陪,宴毕,师生合影留念。

    同行的寄语,朋友们的嘱托,学生的深情,使他深知此次美国之行,不只是他个人的一次讲学,而是肩负着民间文化使者的重任。他不会辜负朋友们的期望。

    1946年3月4日,天气晴朗,虽说江南春早,但黄浦江畔春寒料峭。此刻,曹禺脱去穿惯了的长袍,着一身西装,正和老舍忙着向送行的人们握手告别。在他欢愉的笑容中,带着希望和憧憬,他想,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得到满意的收获。

    汽笛长鸣,史格脱将军号启航了。这是一艘美国海军运输舰,它将载着这两位使者横渡重洋,开始漫长的航程。

    黄浦江汹涌着流向大海,在船舷上,他贪婪地望着两岸的景色,尽管这里是种种刺痛人心的破旧和腐败,但它毕竟是祖国的土地。当他要暂时离开祖国的土地,那心情却是一片难舍的依恋之情。船到长江口,只见远处水天一色,烟波浩渺,文天祥的两句诗不禁又闯入他的记忆:“一叶飘摇扬子江,白云深处是苏洋”。长江,你的胸怀原来是这样的开阔,这样的宽广,还未曾离开祖国,却又在思念着祖国了。

    半个月的航行,史格脱将军号终于把他们送到了美国的西海岸,从西雅图港踏上了美国的国土。令他和老舍惊异的,西雅图是那么繁华,看不到半点战争的景象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尽管全球都有着美国战车履带的印痕,但是,在他们的国土上却不曾嗅到一丝硝烟的气息。同处处是战争创伤的中国比较起来,这里却是繁华和喧嚣,战争把美国大老板的腰袋填得满满的。

    他和老舍从西到东开始了他们讲学观光的旅程。洛杉矶、旧金山、新墨西哥州、华盛顿、纽约、芝加哥、科洛拉多州等地,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。他们曾经在耶鲁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、芝加哥大学、华盛顿大学、天主教大学、克伦多大学等有名望的高等学府讲学参观。他们还参观过纽约的百老汇,拜访过好莱坞,欣赏了美国的戏剧和电影。作为民间的文化使者,中国戏剧的使者,他们受到美国文化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接待。

    在华盛顿,他们受到美国国务院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招待,为他们设宴洗尘,下榻在专门接待国家贵宾的“来世礼”宾馆(LeslieHouse)。当时,邱吉尔就住在甲宾馆,他们住在乙宾馆。他和老舍同居一室,有专人招待他们。曹禺回忆说:“后来我们才了解到,美国国务院专门请各国的名人来美国讲学或访问,并且希望这些人长久地在这里工作,通过这些人为美国作宣传。”①曹禺和老舍就是他们聘请的“名人”,自然希望通过他们为美国工作。但是,这点却使美国国务院失望了。华盛顿的城市风光给他以美好的印象。白宫在阳光照耀下分外庄重,到处都有绿茵茵的草地,却没有城市的喧嚣。但是,也有令人愤慨的时候。有一次,他和老舍宴请黑人作家吃便饭,这家大饭店却挂着“禁止黑人进餐”的牌子,把他们请来的黑人作家拒之门外,这使他们看到美国标榜的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的真相。他们在新墨西哥州,亲眼看到流入美国的墨西哥人和当地的印第安人,被圈在所谓“保留地”里。这些“保留地”是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,烈日烤得发烫的地方,看不到一点绿色。每到一处,那些红皮肤的印第安孩子们,便围拢来,向他们兜售土陶器,那景象实是令人难过。因此,美国的现状,美国的历史,就成为他俩谈话的课题。美国的建国史,自然有它进步的方面,但它的确是在血和火、刀和剑的光影中发展起来的。掠夺、压榨、种族歧视,确有它不光彩的方面。他们深深感到,正如美国人不了解中国,中国人也太不了解美国了。

    他们在纽约停留的时间最多,对于曹禺来说,纽约百老汇的戏剧是他早就向往的,他不放过每次看戏的机会。从西雅图到纽约所经过的地方,他和老舍已经看过两次舞剧、三次广播剧、两次音乐剧和八次话剧。在纽约期间,正好英国的老维克剧团在世纪剧院演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《亨利四世》,由著名演员劳伦斯·奥立弗主演。奥立弗还未到来,纽约报刊广播已在大张旗鼓地宣传,纽约人把老维克剧团看成是一个不平凡的剧团。《纽约时报》杂志是这样描写奥立弗的:“十分健壮——晒得黝黑,养得很好,精力充沛,急欲一试身手。”票房外面挤满了购票的人们。曹禺看了奥立弗的演出,不禁为他的表演才能惊叹。奥立弗在《亨利四世》上下篇中扮演的是两个次要角色:霍茨巴和乡村法官夏禄先生。一个是精力充沛的斗士,一个是日落西山的老人。夏禄被他演得像是格里姆和狄更斯合写出来的人物,给人一种奇异之感,但又是十分真实的。特别是霍茨巴临死前夕的台词,他朗诵得是有一种悲怆的气氛。曹禺对老维克剧团的演出是满意的。但是,整个百老汇却未免使他失望。在这个演剧中心,最流行的是歌剧和喜剧,演出者只是希望获利,弥漫着商业化的烟雾,缺乏严肃戏剧的演出。他们也上演莎士比亚、易卜生、王尔德的作品,但更多的是追求艺术形式上的完美。新的剧作,没有上佳的作品。这就同当年曹禺从《剧场艺术》月刊的介绍上所看到的美国剧坛的情况大不相同了。那时,美国戏剧充满着朝气,为人民说话,而这种热情,如今已经冷却了。他所敬重的剧作家奥尼尔正在病中,未能见到这位美国杰出的剧作家,感到很遗憾。但在世纪剧院,终于看到他的《送冰的人》的演出,这多少满足了曹禺的愿望。《送冰的人》是奥尼尔晚期最有影响的剧作,它描写纽约西区一家简陋的旅馆中,房客们寄人篱下,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,如剧中所写的:“这儿是什么?这儿是没有希望的酒店,你注意这儿平静的气氛吗?因为这是人生最后一个码头,在这儿没有人会担心下一步该怎么走,因为他们无路可走了。”像奥尼尔的病给曹禺带来悲凉的感觉一样,他的作品同样也带着浓重的悲观色彩。曹禺似乎隐约感到,如果说奥尼尔前期作品还透露着希望和憧憬,还具有一种对困境的挣扎和搏斗;而现在,他的作品绝望了,人们再也逃不出那无形的网。在这样一个有高度科学技术文明和富有的国家,作家却看不到他们的路。《送冰的人》的绝望和悲哀的剧情,使曹禺陷入沉思之中。《送冰的人》是第一次公演,而舆论界的反应却是冷淡的,这也使曹禺感到奇怪。这个剧本,在七年之后,当青年导演昆特把它重新搬上舞台时,才得到批评界的首肯。曹禺回忆说:那时的百老汇的戏剧艺术,被那些演出公司的老板控制着,为金钱操纵着,这必然使那些从事严肃戏剧的剧作家、导演和演员逐渐失去信心和力量。当然,也有少数人坚持着,但也无法改变那种社会现实和社会潮流。①在纽约会见了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,这是曹禺美国之行的一次意外的收获。

    曹禺和老舍一到纽约,便由正在美国求学的中国著名影剧演员王莹陪同。由于王莹的引见,曹禺结识了布莱希特。那时,他正在写《伽里略传》。曹禺回忆说:我和老舍拜会他时,想不到他这样一个大人物,竟然是那么和蔼可亲,没有一点架子。他的夫人端上茶和酒热情招待我们,我们用英语交谈,谈得十分随便。他很热爱中国,很想有一天能到中国来。我问他:“您为什么不到中国去?”他说:“我想去,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”同他这次会面,是我这次美国之行最难忘的一件事。②曹禺也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戏剧,他带去关于中国戏剧的许多资料,其中有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和《夜店》的两个戏的舞台面。这些资料使美国戏剧界人士格外惊奇,他们以为中国人的话剧是模仿欧美的,在艺术上是不能同他们的戏剧相提并论的。但是,看了这些戏的舞台面,惊奇之后便是赞赏了。他们认为对这两出戏的理解,趣味,想象,表现都是相当完美的,独具一格,全然不是因袭的东西。这些评价使曹禺感到骄傲和宽慰,终于使他们认识到,中国的艺术家在创造着中国人自己的话剧。在纽约,除了到大学讲演,曹禺还在纽约市政厅公开讲演《中国戏剧之历史和现状》等。这些演讲,使不了解中国的美国同行,了解到中国的戏剧同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,对生活发生那么大的力量,特别是对抗日战争作出了那样杰出的贡献,这是美国同行过去未曾料到的。一些进步的美国戏剧家,通过曹禺的介绍,对中国戏剧工作者的精神表示敬佩和赞赏,正是这些演讲,把戏剧和友谊的种子撒在美国人民之中。

    在纽约曾产生过争论,但这争论并不是发生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,而是发生在中国人之间。

    赛珍珠举办茶会来招待曹禺和老舍,请了几位有名的美国作家作陪,如美国女剧作家弥莱·哈尔门等,正在美国留居的林语堂也应邀而来。茶会上,曹禺讲到文学应当具有社会意义时,“社会意义”这个词在英文中也可以当作“社会主义”、“共产主义”的意思。於是林语堂便站起来加以诘难了,大谈他的趣味主义。他把趣味文学宣扬一阵之后,便对曹禺的发言发起猛烈攻击。曹禺也毫不客气地反驳他说:“我们中国文学家韩愈就讲文以载道,怎么能说文学只是讲究趣味呢?”林语堂在20年代就倡导“幽默”,得到“幽默大师”的雅号。30年代又讲“闲适”、“深远通脱”和“幽默的情境”等,曾经受到鲁迅的批评,说他“将粗犷的人心,磨得渐渐平滑”。曹禺的反驳使林语堂更为恼火,他当然是听不进去的。在场的,还有一位美国的批评家,他曾参加过共产党,也站起来说,共产党那套我都知道。他把曹禺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了。林语堂对左派是最恨的了,这次,他好不容易找到一次发泄的机会。而曹禺却是据理力争,搞得这位林老先生窘极了。最后还是由赛珍珠出来和稀泥,争论才收场。曹禺回忆说:这场争论,你一刀我一枪。林语堂讲的都是他写的《吾国吾民》中那套玩艺儿,没有什么新的货色。茶会主人赛珍珠和稀泥,而王莹却赞成我的意见。王莹是地下党员,她给赛珍珠当秘书。当时,杨刚也在纽约。①可以说,这是曹禺这次美国之行中遇到的一次最不愉快的聚会,他万万没想到会遇到林语堂,万万没想到同他发生这样一次激烈的争论。其实,也不奇怪,林语堂也是本性难移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每次遇到旅美华侨,都把他们当作祖国来的亲人,盛情款待,不论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,都给他们以温暖和照顾。一次,他和老舍应司徒慧敏的邀请,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一家饭店吃饭,这是一次极为丰盛的宴会。当司徒慧敏付帐时,饭店老板出来了,他说:“你们来了,我就特别高兴,还须付什么钱!”原来这位饭店经理是广东客家人,说什么也不要祖国来的亲人付帐。

    在纽约最盛大的聚会,是为庆贺张伯苓校长70寿辰而举行的宴会。其时,张伯苓正在纽约,南开的校友们一定要在异国他乡为老校长祝寿。曹禺自不必说,老舍也曾在南开中学任教过,他们闻讯后,就商量着怎样向张伯苓先生表示他们的心意。最后,他们决定合写一首祝寿的献诗:张校长七十大庆,知道有中国的,

    便知道有个南开。

    这不是吹,也不是,真的,天下谁人不知,南开有个张校长?!

    不是胡吹,不要乱讲,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,就仿佛提到华盛顿,

    或莎士比亚那个样。

    虽然他并不稀罕作几任总统,或写几部剧教人鼓掌,可是他会把成千上万的小淘气儿,用人格的熏陶,

    与身心的教养,

    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写家,把古老的中华,

    变得比英美还更棒!

    在天津,他把臭水坑子,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,他不慌,也不忙,

    骑驴看——走着瞧吧!

    不久,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,也变成学府,带着绿荫与荷塘。

    看这股子劲儿,

    哼!这真是股子劲儿!

    他永不悲观,永不绝望,天大的困难,他不皱眉头,而慢条斯理的横打鼻梁!

    就是这股劲儿,

    教小日本恨上了他,

    哼!小鬼儿们说:“有这个老头子,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!”

    烧啊!毁啊!

    小鬼儿们连烧带杀,

    特别加劲儿祸害张校长的家!

    他的家,他的家,

    只是几条板凳,几件粗布大褂,他们烧毁的是南开大学,学生们是他的子女,

    八里台才真是他的家!

    可是他有准备!他才不怕,你们把天津烧毁,

    抹一抹鼻梁,

    哼!咱老子还有昆明和沙坪坝!

    什么话呢?

    有一天中国,便有一天南开,中国不会亡,南开也不会垮台!

    沙坪坝,不久

    又变成他的家,

    也有荷塘,也有楼馆,还有啊,红梅绿栀,

    和那四时不谢的花。

    人老,心可不老,

    真的!可请别误会,

    他并不求名,也不图利,他只深信授教青年真对,对,就干吧!干吧!

    说句村话,

    有本事不干,简直是装蒜!

    胜利了,

    他的雄心随着想象狂驰,他要留着沙坪坝,

    他还要重建八里台,

    另外,在东北,在上海,到处都设立南开。

    南开越大,中国就越强,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,而是大家的信念和希望。

    他不吸烟,也不喝酒,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,他爱的是学生,

    想念的是校友,

    他的一颗永远不老的心,只有时候听几句郝寿臣,可永不高兴梅博士的贵妃醉酒。

    张校长!

    你今年七十,还小的很呢!

    杜甫不是圣人,

    所以才说:“人生七十古来稀!”

    我们,您的学生,

    和您的朋友,

    都相信,您还小的很呢!

    起码,还并费不了多大的劲,您还有三四十年的好运!

    您的好运,也是中国的幸福。

    因为只有悠不撒手南开,中国人才能不老那么糊涂。

    张校长!

    今天,我们祝您健康,祝您快乐!

    在您的健康快乐中,

    我们好追随着,

    建设起和平和幸福的新中国。

    这篇署名“学生曹禺,后生老舍”的贺词,在庆祝会朗诵起来,得到与会校友们的热烈鼓掌。因为它代表了南开人的心声和祝愿。这首贺词,也是曹禺和老舍美国之行的一个纪念,纪念着他们之间的友谊,纪念着那难忘的异国的日日月月。

    他们特意去美国电影中心好莱坞参观,看了摄影棚,看演员们排戏,也看了不少电影。但是,一旦深入到这个闻名世界的电影城,他们也感到一种失望。好莱坞有许多优秀的编剧,这些人不乏是非之心,不乏正义的立场,也渴望用电影来说出他们的心里话,而好莱坞老板的生意经,是不准他们把自己的声音发出来的。曹禺深深感到,尽管美国政府在那里标榜自由和民主,但是,报纸、电影、广播、戏剧都操纵在资本家的手中,怎么能自由地发表意见?实际上,正义的声音是被禁锢着,自由的空气是被窒息着的。

    在美国,他们结识了不少艺术界的朋友,如当代著名作家柏吐尔德鲍尔克特、马克斯威尔安德生、丽琳海尔曼,还有《剧场艺术》月刊的主编罗斯基德吉尔德等。也结识了不少演员,如海伦海斯、卡塞珍考耐尔、雷蒙玛赛、蓓蒂黛维丝、考尔门、约翰迦菲等。这些美国朋友为他们举行私人酒会,欢迎太平洋彼岸的戏剧使者,他的《日出》也被美国戏剧界的朋友排练公演了。

    在美国期间,他和老舍朝夕相处,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曹禺回忆说:

    开始,我们手头比较宽裕,住十五美元一间的房子,那是让人家捉了大头的。后来,我们的钱不够用了,就住一元钱一间的房子,有时干脆躲起来不见客人了。一到礼拜六,我们买回一瓶酒,两杯下肚,两人就唱起京剧来。老舍先生擅长京剧的须生和老旦,一唱起来,就似乎又生活在故国了。平时外出都讲英语,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里,说起祖国的话。畅谈,交饮,真是尽兴尽致,谈得高兴的时候,便常常痛骂美国社会生活中那些虚伪和残酷的现状。①他很佩服老舍先生。那时,日程安排得很紧张,但老舍把时间抓得很紧,一有空闲,就伏桌写作,赶写《四世同堂》的第三部《饥荒》。

    他们思念祖国,常常去百老汇一个小胡同里,那里有一家天津人开的饺子铺。老板一个人又是厨师又是跑堂。只须两角钱,就吃上一顿美味的家乡饺子,就好像回到祖国一样。他们就这样形影不离的,在一起生活了11个月。但是,曹禺要回国了,他觉得在这里已经没有他可做的事,而老舍还要留下来,坚持写完他的《四世同堂》。他舍不得离开老舍,但又无论如何也住不下去了。

    当他们即将分手的那天,老舍亲自把曹禺送上车,朝着那远行的车子频频招手,祝他一路平安!

    别了,老舍!别了!美国。他也许还要访问这个国家,但是,一定是他认为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候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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