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初试锋芒

类别:文学名著 作者:田本相 本章:第四章 初试锋芒

    添甲12岁了。

   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,很快在全国扩展开来。大概万德尊也觉得总是把添甲关在家里,读那些“之乎者也”的老书,已经不合乎时代的潮流了。添甲10岁那年,德尊就送他到坐落在天津官银号的汉英译学馆学习过英语,读的是《泰西三十轶事》之类的课本。添甲对新文学也很感兴趣,德尊怕耽误了添甲的前途,便和妻子商量,决定让添甲去报考中学。添甲非常高兴,他早就羡慕那些洋学生了。穿着整洁的学生服,每天到学堂去念书,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。

    20年代初,天津已经有了几所官立和私立的中学。但最出名的是南开中学,在全国都是有名气的。于是便决定报考南开中学。添甲在读家塾时,文科底子打得很厚实,加上他又在汉英译学馆学过英语,便考南开中学的插班生——初中二年级。他考的成绩不错,很快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。能够被南开中学录取,这是很不容易的,使添甲格外兴奋。他不知中学生活是个什么样子,还未入学就对未来的中学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。

    1922年9月初的一天清晨,一辆亮锃锃的人力车沿着海河边的马路轻快地跑着,车上坐的就是添甲。不能再叫小名了,该叫学名万家宝。海河洒满了阳光,波光粼粼,家宝满心欢欣。不到8点钟便来到学校。

    南开中学坐落在天津南开二马路。当家宝跨进校门,迎面便是一座灰色的楼房,都管它叫“东楼”。他走进东楼,便为过道左侧的一面大穿衣镜吸引住了。镜子上端有一副横匾,上边刻着:“面必净,发必理,衣必整,纽必结。”这时,他赶紧对着镜子,看看自己的脸,顺手把头发也梳理了一下,又从头到脚把衣服整理了一遍,纽扣也顺次检查过了。他在家里是从来不管这些小事的,他随便惯了。夏天,他经常光着上身,他怕热,家里人总说,“添甲,穿上件衣服吧!光身子多不体面”。他才不管这些呢!但刚进学校门,就看到这些规定,他就不敢稍怠了。紧接着又读下去:“头容正,肩容平,胸容宽,背容直”,“气象勿傲,勿暴,忽怠”,“颜色宜和,宜静,宜庄”。读过这些镜箴,他隐约感到学校和家里是两样了,这里规矩太多了。

    隆重的开学典礼开始了。高亢整齐的歌声,庄严的军乐奏过之后,礼堂里鸦雀无声。司仪宣布:由校长张伯苓先生致辞。只见张校长向讲台走来,高大的身躯,挺着腰板,步伐矫健,气宇轩昂,给人以不苟言笑的严肃之感。陡然间,礼堂里响起热烈而持久的掌声。这位校长操着满口的天津腔调,声音宏亮,讲话时挥动着手臂,显得果断有力,充满信心。据说,每个学年的开学典礼上,张伯苓校长都要重复他办学的信条,对那些高年级同学来说,那些信条都能背诵如流了。尽管如此,学生们仍对他佩服得很,爱听校长的训话。家宝对校长的讲话没有全听进去,他时常是这样的,不能全神贯注地听完别人的讲话,听着听着就开小差了,想他自己的事情去了。但张校长的讲话,有些他还是听进去了,特别是讲到“公允公能”的校训。张伯苓校长说:“公允公能者,即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,与夫服务社会服务之能力。”后来,家宝经常听校长讲,就记在心里了。

    南开中学是同张伯苓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。

    张伯苓(1896—1951),名寿春,天津人。他的青少年时代,正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。1891年,他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海军,梦想习武救国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,北洋海军被日本海军打得惨败,几乎全军覆没。清廷丧权辱国,订下了割地赔款的“马关条约”,使张伯苓大为震惊。他觉得习武救国之路行不通。于是,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办学以“开民智”的主张,以为国家“自强之道,端在教育,创办新教育,造就新人材”。他愤然脱离海军,弃武而从事教育。在天津名绅严范孙的家塾中教西学。严范孙对西学新知识怀有浓厚兴趣,他的“教育救国”思想十分强烈。他在天津有着很高的声望,而且也有雄厚的资产。这样,严范孙就从各方面支持和援助张伯苓办学。张伯苓兴学的目的比较明确,就是谋求国家独立,免除列强侵扰,使国家富强昌盛。他不止一次说:“我们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,使我们中国现代化,俾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。”在严范孙的家馆中,他教英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,把现代自然科学引进私塾之中,其本身就冲破了封建窠臼。在课程上,已具备中学的雏形。1904年,他与严范孙赴日本考察教育,参观日本各类学校。他们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兴教育之事实甚为感动,回国后创立敬业中学堂,即南开中学的前身,全盘效法日本。博物、法制、历史、经济等课本,甚至学校的教学仪器标本均由日本引进。他还邀请日本速成师范生数人来校任教。当时,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对他竭尽攻击之能事。但是,张伯苓没有屈服。1917年,他又远渡重洋,到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,并实地考察美国教育情况。回国后又进一步推行美式教育,教员除聘请美国人外,多用美国留学生;教材除国文、中国历史外,又一律采用美国中学和大学的原文课本。实行积点(分)制和选科制。图书、试验仪器也无不从美国引进。

    张伯苓办学有一个探索过程,开始照搬日美教育,后又逐渐结合中国国情。从20年代以后,他深切感到,教育不振兴固然为中国之病态,而教育不联系中国国情尤为中国教育之大病,从而提出智德体之育不可偏废,以及“公允公能”之校训。这都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,逐渐形成南开中学的教育传统和特色。家宝进入南开中学时,学校已经有了一套课堂教学和课外教育活动相结合的体制,有了一支相当强的教师队伍和管理有方的教学生活秩序,充满活力和生机。

    家宝一进入学校,就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。南开中学以教学严谨认真著称,基础课都是聘请最好的老师担任,考试制度严格,倘遇学生作弊,当场抓卷,当天挂牌处分,决不姑息。期末考试两门不及格者,一律留级。家宝在这种紧张的严格的教学秩序中,经受着磨炼。使家宝感到安慰的,是学校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活动,经常请许多专家、学者来作学术报告。他还记得梁启超曾来南中讲学,题目是《情圣杜甫》。虽然没有完全听懂,但却开阔了视野,得以亲自看到这位大学者的风采。曹禺说:“记得那年,我才13岁,学校办暑期补习班,听过梁启超的讲演,题目是《情圣杜甫》。梁启超头光光的,讲起来铿铿锵锵,很有兴味,我就是听了他讲杜甫而受到启发去读杜诗的。”①张伯苓特别重视因材施教,对优秀生给予特殊培养和照顾,按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注意培养尖子。像周恩来同志在南开中学读书时,张伯苓发现周恩来是个天才,在经济上给予扶助,而且常请他到自己家里吃饭谈话,予以关照。他常说,对优秀生“特别优长之门类设法使之尽量发展”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浓郁的学习气氛中,家宝本来就是个读书迷,如今是更为发愤了。他的老同学都说,家宝是典型的书呆子,总是看到他在那里看书,在教室,在图书馆,在路上碰到他,他也都在看书。他成绩不错,但不是那种全优的学生,他摄取知识带有他的自主性。

    张伯苓竭力倡导学生的课外活动,他常说,学生“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,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,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,比书本上好得多”。在他的倡导下,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。如敬业乐群会,美术研究会,摄影研究会,文学会,京剧社,新剧团,校风出版社,武术社等。学校不但给安排活动场地,补贴活动经费,还派教师职员参加指导。如由学生主办的《南开双周》等刊物,都是学校出钱印刷。摄影研究会,由校方准备暗室,让学生使用。京剧社有乐器、服装。至于体育活动开展得更是活跃,有各种球场,冬季还设滑冰场。张伯苓喜欢篮球,南开中学的篮球运动很普及,而且水平较高,每班都有篮球队。就是在家宝读书期间,涌现了由唐宝坤、魏蓬云、刘健常、王锡成、李国琛号称“南开五虎”组成的篮球队,战绩辉煌,名震全国,成为南开校史上的光荣一页。

    这种课外活动,形成一种校风,造成一个没有课堂的课程,使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得以培养和发展。与其说是课堂教学奠定了曹禺未来成才的基石,不如说是南开的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启迪了他的才智,把他的潜在的才能发现出来,调动起来了。

    家宝进入初中三年级了。

    经过一年多的中学生活,他已经适应了这种紧张而富有朝气的环境,学习的劲头越来越足了。但,他却在1923年的冬天生病了。

    家宝小时候没有种过牛痘,传染上了天花病毒。最初,只是发烧,家里人以为是伤风感冒了,等到进入发疹期,才知道是生疹子,这使德尊和继母着急了。他们把家宝从一楼搬到二楼小客厅来住。

    小客厅临街的窗子格外明亮,在靠墙的地方放着床,免得家宝受风。父母的住房就在小客厅的对面,而旁边就是女仆住的地方。这样,德尊和继母可以随时进来照看,招呼女仆也很方便。家宝病了,一家人都忙得团团转。特别是德尊,他成天提心吊胆,继母也总是守护在身边。

    持续地发烧,病愈之后,家宝的身体十分虚弱。德尊和继母断然决定休学,等暑假过后再重新读初中三年级。

    在家里养病期间,他也不会静静地躺在床上,总是找些书来看。这时,他对新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越来越浓厚了。他看《少年》杂志,也看父亲订阅的《东方杂志》,还有《语丝》和《创造》。

    1924年的秋天,家宝复学了,原来同班的同学都升到高中一年级。他又结识了许多新的同班同学,其中有章方叙(靳以),两人成为要好的伙伴。他们都喜欢文学。靳以的忠厚,特别引起家宝的好感。

    家宝对语文和外语课是很上心的。南开中学的教学是不偏科,重视基础训练。语文和外语课要求也很严格,老师经常布置课外阅读书目,还规定写读书报告,并由老师检查记分。有时,还组织语文竞赛。这样,学生练笔的机会很多,家宝的作业经常得到老师的好评。语文课是按文学史的发展顺序来讲的,从《诗经》讲起,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,这样依次讲下来。每讲一个单元,就要写一篇文章。家宝未入南中之前,根底就不错,加上这样系统的讲解和阅读,就使他的语文水平提高很快。他写的作文、读书报告,不仅颇有文采,而且文思独特,绽露才华。

    可以说,这时他的兴趣已完全转到新文学上来了。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,一大批文学刊物涌现出来,一大批新文学作家登上文坛。从家宝对新文学发生兴趣,就承受着五四新文学的雨露滋润,在五四新文学的浪潮中经受洗礼。他曾说:我13岁就读了鲁迅的《呐喊》。我正因病休学,一度住在北京,正赶上《呐喊》问世。记得是托北大的一位大学生替我买的,价钱很贵,红皮面,黑字,毛边,现在印象还很深。我很爱读,有的能读懂,有的就不理解了。《狂人日记》当时没有读懂,《孔乙己》、《社戏》、《故乡》、《祝福》就给我以深深的感染。还让我联想起段妈讲的故事,《祝福》中砍门槛的细节还记得。读《阿Q正传》觉得写得很好玩,觉得其中有些什么,但琢磨不透。《药》中的人血馒头也没有弄明白,但《呐喊》却让我更同情劳动人民。①《语丝》、《创造》、《月报》那是必看的。《语丝》每期到来,就抢先去买。而给精神以强烈震撼的却是《女神》。家宝为那种狂飚突进的精神和火山爆发式的情感所慑服了,他说:“我被震动了。《凤凰涅槃》仿佛把我从迷蒙中唤醒一般。我强烈地感觉到,活着要进步,要更新,要奋力,要打碎四周的黑暗。”②的确,正是翩翩少年、血气方刚的时刻,新文学作品中所跃动着的时代潮汐,激扬着对现实人生的强烈爱憎,自然,会像火种一样点燃着他心中的热情之火。家宝爱这些新文学作品,远远胜过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作品。他曾这样说,易卜生的作品“无论如何不能使我像读五四时期作家的作品一样的喜爱,大约因为国情不同,时代也不一样吧。甚至于像读了《官场现形记》一类清末谴责,都使我的血沸腾起来,要和旧势力拚杀一下,但易卜生却不能那样激动我”!③显然,他为新文学作品迷住了,他沉浸在其中了。

    1925年8月,他加入了南开中学的文学会,并成为这个学生文学团体所设图书馆的职员。他很愿意担任这个差使,因为,这可以更多更方便地看到自己所爱读的新文学作品。文学会曾编辑出版了《文学》半月刊,后改为《文学旬刊》,可惜,这些刊物已很难找到了。

    由于对新文学的爱好,那种不可抑制的创作欲望鼓动着他,使他跃跃欲试。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,纵谈读新文学作品的感受,在一起争论着、探索着。而他们更想有自己的刊物,来发表他们自己的作品。就在1926年,家宝才16岁,不过是高中一年级学生,和几个同学终于办起了一个文学副刊。

    一个叫王希仁的同学,和当时《庸报》的编辑姜公伟很熟悉。当时,天津文坛不甚活跃,姜公伟也很想把文学副刊搞起来,一听说南开中学有六七位同学这样爱好文学,便答应为他们开辟一个园地。这消息传来,使家宝兴奋异常。他们在一起商讨副刊的出版编辑计划。但是,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?于是便有人提议,把字典找来,随手翻出的两个字就作为刊物的名称。翻出的第一个字是“玄”,第二个字是“背”,于是便起名曰《玄背》。曹禺回忆说:“《玄背》,是临时随便翻字典起的名。先查到一个‘玄’字,就要它了,‘玄而又玄’。又翻到一个‘背’字,这就叫‘背道而驰’,‘反其道而行’。可见,那时的思想情绪是很苦闷的。”①在他们的紧张筹备下,第一期稿子很快准备出来,于1926年9月正式出版,每周一期。当他们看到自己亲自编辑写作的副刊变成铅字出版发行后,真是个个欢欣鼓舞,家宝也感到一种试练的由衷喜悦。

    说起《玄背》的创刊,其原因自然是出于对新文学的共同爱好。但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原因,就是这几个少年伙伴,对郁达夫都十分崇拜。《沉沦》的出版曾引起文坛的强烈反响。这部集以它的大胆的取材和描写,颇激动了当时许多青年人的心。郭沫若就说过:“他的清新的笔调,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,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。”①家宝也迷上了这部。达夫中那种悲愤难抒的伤感调子,那种抒发自我感情的大胆赤裸的直率态度,颇能引起家宝的共鸣。曹禺说:说来也奇怪,我还曾迷过郁达夫,受到他的影响,我特别喜欢他的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。我曾写过一篇,叫《今宵酒醒何处》,就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才写出来的。②我记得这篇是受一个漂亮的女护土的触动而作。大约是一次坐船时,见到了这个姑娘,长得很漂亮,又加上郁达夫的影响,就写了这篇东西。③《今宵酒醒何处》,刊登在1926年9月出版的《玄背》第6期上,到第10期载完,署名曹禺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万家宝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。为什么叫曹禺呢?繁体字的万,写成“萬”,拆开便是“艹”和“禺”,由“艹”谐音成曹。曹禺的笔名就是这样来的。

    这篇的故事是这样的:男主人公夏震同梅璇小姐相爱了,正当他们爱情甚笃的时候,却出现了波折。梅璇的叔父从中作梗,不同意她和夏震相爱。梅璇的叔父之所以持反对态度,是因为一个名叫野村三郎的日本贵族青年看上了梅璇,便要把梅璇从夏震那里夺过来。他仗着他的父亲是日本显赫的贵族的权势,对梅璇的叔父施加影响。梅璇的叔父是个势利小人,为了巴结野村三郎,慑于权势,便听信了野村的挑拨,也不顾野村三郎是个有妇之夫,便执意要梅璇嫁给野村,逼着梅璇同夏震断绝来往。在这种高压之下,梅璇被迫同夏震分手。但梅璇并非真的和野村要好,实际上是先应付一下,作为权宜之计。可是,夏震却以为梅璇变心了,背弃了他们的爱情盟誓,从而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。为了消愁排闷,便到妓院里去厮混,饮酒纵乐,颓废伤感之情无以复加。这种内心的苦闷和悲伤在写给他的好友文伟的信中,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在信中说:“我的心身日益萧索,长日昏噩地饮酒凄闷,到荡妇窝里胡闹也是凄闷,终是觉得空虚落寞,不知怎样是好。”他还要写下一首诗,诅咒“人类本是残酷无知蠢物”,他要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。的结尾,是在文伟的暗中帮助和安排下,当夏震乘船回到B地时,梅璇又突然出现在船上。他们终于解除了误会,倾诉着分离之苦情。照说,在这喜重逢中,应该使夏震感到高兴,但是,这并不能使他的心灵创伤得以愈合,相反,却更加心境漠然,于是便脱口说出柳永的词句:“多情自古伤别离,更那堪,冷落清秋节。今宵酒醒何处?……”说着眼泪黯然坠落下来,仍然充满了凄楚伤感的调子。

    这篇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。只要读过郁达夫的,读过创造社一些作家的,就会更加增强这种印象。这篇虽不能判定是曹禺的处女作,但的确体现了他最初的美学追求。他喜欢那种感伤浪漫主义的情调,他对此有一种热烈的向往。一个作家早期的美学追求和倾向,并不一定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,但却可能成为他未来创作美学倾向的基因。据曹禺自己说,他写《今宵酒醒何处》,是借柳永的词来抒发他的感情。这篇的技巧并不高明,有着明显的模仿印痕。但是,这篇对抒情性的追求,对感伤诗意的执着追求,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对郁达夫作品的倾慕,也并非他故作多情,当时,他只有16岁,但他自幼因失去生母而产生的忧郁和苦闷,以及家庭环境造成他内心的孤独和寂寞,这种情形都可能使他更接近郁达夫,接近郁达夫那种感伤浪漫的调子。这点,对我们理解他后来的作品是会有所裨益的。《玄背》的同人都崇拜郁达夫。《玄背》创刊不久,他们便把《玄背》寄给郁达夫,并写信给他,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指导。当时,正在广州的郁达夫,接到《玄背》同人的信,很快便复信了。曹禺回忆说,当他们收到这封回信时,心情是十分兴奋的,受到了很大的鼓舞。他以为郁达夫的来信,对他这样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来说是太重要了,在他心目中,郁达夫是大作家,能给他们来信,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。这对他的创作道路无疑是起了重要影响的。他们是那么兴奋,决定把郁达夫的信发表在《玄背》上。

    郁达夫的信是这样写的:玄背社诸君:

    记得今年的四五月里,你们忽而寄来了几张刊物,题名《玄背》。我当时读了,就感到一阵清新的感觉。举例来说,就譬如当首夏困人的午后,想睡又睡不得,想不睡又支不住的时候,忽而吃一个未熟的青梅样子。这时候我的身体不好,虽则说是在广州广东大学教书,然而实际上一礼拜只上三点钟课,其余的工夫,都消磨在床上横躺着养病。因此,从前接手做的事情,都交出去托别人办了。第一,那个《创造》月刊,在那时交给了仿吾。一两个月之后,接到北京的信,说我的宠儿病了。匆匆赶到北京,他的小生命,早已成了泥土。暑假三个月,优处北京,只和我的女人,在悲哀里度日,旁的事情,一点也没有干。

    这一回到广州,是在阳历的10月底,未到之前,先有一大堆书件报纸,在广大宿舍里候我了。打开来看,中间也有你们的《玄背》(系和《庸报》一道寄给我的),接着又见了你们的信。读了你们的信,才想起当时想和你们交换广告的事情来。这事情实在是我的疏忽。当时交原稿(《创造》第三期)给仿吾时,没有提出来说个明白,所以变成了欺骗你们的样子。现在《创造》月刊,又归我编了。在第六期的后面,当然可以把《玄背》介绍给大家。虽然介绍的方式,还不能预先告诉你们。但是在过去三四个月里,却使你们太失望了,这一点是我的疏漏,请你们恕我。现在上海北京,有许多同《玄背》一样的刊物问世,它们的同人,都是新进很有勇气的作者。可是有一点,却是容易使人感到不快的,就是这一种刊物的通病,狂犬似的没有理由的乱骂。骂人,本来是不容易的事情,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。

    我的朋友成访吾也喜欢骂人,可是他骂的时候,态度却很光明磊落,而对于所骂的事实,言语也有分寸。第一,他骂的时候,动机是在望被骂者的改善,并非是在尖酸刻薄的挖苦,或故意在破坏被骂者的名誉。第二,他骂的,都是关于艺术和思想的根本大问题,决不是在报睚眦之仇,或寻一时之快。

    你们的小刊物上,也有几处骂人的地方,我觉得态度都和仿吾的骂人一样,是光明磊落,不失分寸的。这一点就是在头上说过,《玄背》使我感到清新的一个最大原因。以后我还希望你们能够持续这一种正大的态度,对恶势力,应该加以十足的攻击,而对于不甚十分重要的个人私事,或与己辈虽有歧异而志趣相同的同志,断不可痛诋恶骂,致染中国“文人相轻”的恶习。现在交通不便,政局混沌,这一封信,不知道要什么时候能够寄到天津,并且收信到日,更不知你们的《玄背》,是否在依旧出版。总之,我希望你们同志诸君,也能够不屈不挠地奋斗,能够继续作进一步打倒恶势力、阻止开倒车的功夫。

    达夫寄自广州

    1926年11月15日夜①家宝和少年伙伴一起创办《玄背》,也并非把文学视为儿戏,他们自称是“不受天命”的青年,他们感到周遭一切恶势力的压迫,既没有十足的权威“来发一道命令去禁止它们的侵袭,又不能像屠夫刀下的羔羊似的战栗着讲‘服从’的大道理,只得几个人结合起来,硬着头皮去碰恶势力的铁钉子,碰死了也是一个勇敢的死鬼,碰不死就拼上了这条不值钱的命还是跟它碰,早晚总有一个胜负的日子。”②由此可看见这些年轻人对恶势力进行勇敢抗争的心情。当然,也有家宝在内。而郁达夫的信,无疑给了家宝以及他的同伴以信心和力量。那些对《玄背》给予积极评价的话,一再称之为“清新”的印象,也给家宝等以安慰,激起他们要“像郁达夫先生希望那样,‘不屈不挠’的干去”。③我们不曾查到《玄背》中是否还有曹禺写的“骂人”的文章,但郁达夫那种鼓励他们对恶势力“应该加以十足攻击”的话,是对曹禺有影响的。这点,从曹禺稍后些写的《杂感》中可以看出来,也可以从他的未来的剧作中看出来。

    曹禺未曾和郁达夫见过面,但曹禺始终敬仰着郁达夫先生。而郁达夫虽未曾想到曹禺就是当年他曾关怀过的《玄背》中的一员,却对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和《原野》给予很真切的评价。在抗战期间,他在《星岛日报》副刊上曾发表过《看了〈雷雨〉的上演之后》和《〈原野〉的演出》,①似乎他对《原野》有着特殊兴趣,他认为《原野》是“带有象征意义的问题剧”。“只有把象征具体化出来以后,明确提出一个问题,指示我们一条道路,一定要有这样的剧本,才有深刻的印象,使永铭在读者和观众的心头。照此说法来看,则《原野》就有它特有的价值了,其价值自然远在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的两剧之上。”②由此,也可见郁达夫和曹禺之间的神交。这种精神上的联系,明白地告诉我们,曹禺是在“五四”新文学的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,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郁达夫都成为他的引路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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