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 中国文化之“抹黑”与“搽粉”(1985)

类别:文学名著 作者:柏杨 本章:18 中国文化之“抹黑”与“搽粉”(1985)

    执笔者张绍迁先生。(文载一九八五年四月三日至九日洛杉矶《论坛报》。)

    几个月前,柏杨先生在爱荷华州以“丑陋的中国人”为题,发表演讲,在美国华人社会中,引起了不小的震撼,到现在仍余波荡漾。两个月来的《论坛报》上,几乎每期都有一两篇讨论柏杨及“丑陋”的文字。最近一期上,又读到刘前敏先生《中国文化不容抹黑》一文,除了指责柏杨故意丑化中国文化外,还对国人诸般缺点,提供了很多解释和藉口。

    刘先生的大作相当长,足见他很费了一番功夫思索中国文化问题,也处处显示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。刘先生的研究精神和爱心,很令我佩服。不过他的很多论点,都不是本人所能接受的,现在谨讨论如次:

    一、刘先生说中国人应先“贫而无谄”,至于“富而无骄”并非当今急务。

    愚见以为这两种心态有极大的因果关系,倘若有钱有权的人气焰高张,爱人奉承,那么包围他的人,一定都是谄媚专家(也就是柏杨说的“摇尾系统”)。唯有位尊多金之士先懂得尊重朋友,穷朋友才能“无谄”得起。

    二、刘先生说英国在牛顿时代人才辈出,现在则了无生气。

    为了看看英国到底“风烛残年”到什么程度,随手翻一下从一九六○年到一九八四年诺贝尔奖得主名单(一九六○年前,大英帝国风华仍盛,得奖率高不在话下),发现过去二十五年中,总共有一百五十三人得到科学奖(物理、化学、生理及医学三项),其中英国人占了二十五位半(一九七五年化学奖得主John forth是奥地利籍,但始终在英国做研究,所以一半荣誉归英国。历年来华裔得物理奖的三位,因为既是美籍,又在美国做研究,名单中已不提他们的中国祖籍矣。)刚好是六分之一,得奖率仅次于美国。诚然,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已失去始自牛顿时代的科技前导的地位,但若说她已到了“了无生气”的地步,未免夸大其辞。

    三、刘先生说中国人活动范围局限亚洲一隅,对文化发展不利。

    这种说法真有趣,难道在大量殖民新大陆以前的西洋人活动范围,便不局限欧洲一隅?中国一国的土地人口,都可与全欧洲相颉颃。兼之中国历史上有一半时间是大一统局面(不像欧洲中古以后小国林立,国与国之间有语言、文化、政治、宗教等种种隔阂),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更容易才是。但为何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、民主宪政、产业革命,统统在欧洲一隅产生?

    愚见以为,中国文化与工艺,到了宋代,便滞留不前,是由于思想受到理学的束缚。本来自汉代以降,儒学定于一尊,对学术思想自由,已有极大妨碍。宋代的程颐、朱熹等理学大师,再将儒家范围缩小,认为每个人,至少是每个读书人,都应终身无旁骛,学做圣人。等到理学成为儒学的主流,中国文化中的灵性,遂受了无情的摧残。同时士大夫们为了巩固自身权位,用自由心证划分出“士农工商”四个阶级,把专业人才(工)和商人的社会地位,压到最低。工艺上的发明,往往被认为是“争淫斗巧”“雕虫小技”,很少得到应有的报偿。在那种社会心态下,才能高的人都想做官,等而下之的才去经营工商。社会如此轻工轻商,何敢盼望科技、工艺有所突破?其实南宋时,中国已粗具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,倘若当时学术自由、政府奖励工商,产业革命或可能先在中国发生。

    四、刘先生问:“地处喜马拉雅山麓的不丹,能像台湾那样发展工商业吗?”

    我的回答是:“事在人为!”君不见阿尔卑斯山麓的瑞士,国土小于不丹。她不但发展了工商业,还能在多种行业中,执世界之牛耳。按照刘先生的地缘理论,西班牙、意大利、希腊、埃及诸国均处水陆交通要冲,工商业应该更繁荣才是,为何她们反比不上内陆山国瑞士,和真正地处欧洲一隅的挪威和瑞典?

    五、刘先生认为中国改变国体、政体和经济政策,均轻易完成,可证明中国人对外来思想排斥力弱。

    请教刘先生,前述的种种改变,是否经过中国人民全民投票通过,或者由真正民选产生的国会,经合法程序通过?如果答案是肯定的,刘先生的论点才站得住。如果这些改变只凭当权者一纸法令,或由御用国会以“橡皮图章”式通过,那只能证明中国缺少民权。统治者用枪杆取得政权后,选任何政体、行任何政策均可,不必考虑人民是否同意。

    “文化大革命”虽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口号,但它竟然被发动的本身事实,却更可说明中国传统独裁政治的本质,和中国人“勇于私斗、窝里反”的习性。因此我仍认为:“文化大革命”乃是不折不扣“酱缸文化”的产物,它绝不会发生在重视人权的民主国家。

    六、刘先生说,中国人说话嗓门大是因为汉语异声的音不够,必须靠打手势兼大声叫才能表达意思。

    刘先生的话若是对的,我们真不敢想象中国人怎样通电话?在不能打手势的情形下,要用多大的声音才能使对方听明白?读者们不妨马上与亲友通个电话,若不须大声也能沟通的话,刘先生的理论便缺少说服性。

    愚见以为中国人缺少会议程序训练,不懂得尊重别人发言,往往不等对方讲完,便开始反驳他的论点。这种中途打断别人的现象,在一般社交谈话中也经常发生。由于大家争着发言,所以才必须大嗓门。

    七、刘先生花了很大篇幅,想说明中国交通乱是因为中国人在练车场上学驾驶,不及美国人在马路上学来得实际有效。因此中国人虽考到执照,仍将马路当成练车场,开车横冲直撞。

    我虽对台湾练车场教学情形不甚了解,但想象中练车时用喇叭的机会不多,也不会遇到斑马线不让行人(否则大概通不过执照考试)。可以一上了马路便猛按喇叭,而不尊重斑马线?愿刘先生有以教我。

    以上是个人对刘先生大作的几点读后感,刘先生说柏杨在抹黑中国文化,我则认为刘先生在替中国文化的污点搽粉。不过无论是强调我们文化的缺点,或是替它文过饰非,我都相信作者的动机是纯正的。因此对刘先生说柏杨谄外这一点,认为不但有伤忠厚,而且不合逻辑。柏杨若是谄媚之辈,他谄媚的对象也应是国民党,而非洋大人。以柏杨之才和其与救国团的渊源(他曾担任救国团旗下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),若肯稍稍奉承当局,可能早已成政坛红人矣。柏杨却宁可写以抨击时弊的杂文为生,以至触怒国民党,身系囹圄九载。有如此情操的人,也许会骄傲,但相信绝不会谄媚,不知刘先生以为否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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