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 贱骨头的中国人(1985)

类别:文学名著 作者:柏杨 本章:10 贱骨头的中国人(1985)

    执笔者王亦令先生。(文载一九八五年一月二日洛杉矶《论坛报》。一月十六日香港《百姓》半月刊。一月二十一日纽约《华语快报》。)

    拜读柏杨先生《丑陋的中国人》长文,心中有气,不得已于言者。

    这百年来的中国人真是很苦、很可怜,而且每况愈下。先有洋务派的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之说,那倒还不太离谱,不管其主张切实可行与否,至少其心目中还维持一个中国之“体”。后来不对了,慢慢地“体”也不要了,只恨爹娘给了自己一头黑发、一副黄的臭皮囊,洗又洗不掉,扔也扔不了,遂兴“月亮也是外国圆”之叹,一味以骂爹骂娘骂祖骂宗为能事;所谓“五四”传统,即此是也。这还是几十年前的情况,比起现在还算好的;那时只是外国月亮圆,还没有到达外国屁也香的程度。这是由于那时的交通资讯没有现在发达,无法对洋人亦步步趋;如今则消息便捷,立竿见影。于是,人家美国人自称“丑陋”,日本人自称“丑陋”。马上就有中国人紧跟,振振有词地以“丑陋的中国人”为题,撰写宏文。

    所有这些肆意骂街的中国人,都不是等闲之辈。几十年前那些高唱“打倒”、自诩“进步”的“五四人”,都是以爱国爱民为己任的大作家。他们或废名,或废姓,或以对中国传统刻骨仇恨的“家”“春”“秋”来扬名立世,有意无意地为日后马列主义红色江山,做了思想宣传的铺路工作。中国老百姓这三十多年的祸害,实在是六十年前那批时髦文人种的根。如今又出了一位柏杨先生,也是号称非常爱民的大作家,他把五四传统发扬光大,先是大喊“酱缸文化”,继而诋毁“丑陋的中国人”。

    我是中国人,我有很多缺点错误,甚至大错大误,但是我绝不丑陋,更不承认中国人一概都丑陋。柏杨不知道算不算是中国人,如果还算是中国人,那他要承认自己丑陋,这是他的自由,可别硬拉别人陪他。

    我不同意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一文的主旨和基调,但并不是说全文一无是处。也有几句话是对的,例如柏杨认为:“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,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,往往是中国人,许多大科学家,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,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、李政道先生,都是第一流的头脑。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,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、很快乐的境界,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,我们盼望中国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。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,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?只要人民幸福。在人民幸福了之后,再去追求强大不迟。”以上一段话,我认为很对,尤其那句:“只要人民幸福”云云,我赞成之极。可惜这几句正言谠论,并非全文主旨,其主旨是说中国人丑陋,这是我所绝不接受的。

    通读其全文,中国人究竟有什么丑陋呢?柏杨倒并非空言无物,他拉拉扯扯堆砌了许多实例,证明中国人:“脏、乱、吵、窝里斗。”我相信柏杨不会造谣吧,但即便如此,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?世界上哪一个民族,哪一个国家,是百分之百不吵闹、没有窝里斗的?美国嬉皮脏不脏?纽约的地铁乱不乱?美欧日本的政坛上,大吵大闹、勾心斗角的丑事还少吗?哪个角落没有窝里斗?按照柏杨的逻辑,应该把这题目正名为“丑陋的人类”。

    最最荒唐的是,连中国人嗓门大,也被柏杨一本正经举出来,作为中国人“丑陋”的佐证。诚然,入国随风,入境问俗,凡是来到美国的中国人──包括我自己在内──都应改正在中国时大声说话的习惯,尽力仿效那些有教养的美国上层人士,讲话细声细气,甚至在电话筒上也轻微得像蚊子叫。这是必要的。但即使有人一时改不掉旧习惯,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罪恶,怎么就扯得上是“丑陋”呢?即此一端,可见这位柏杨先生内心对中国人憎恶到什么程度。真是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!

    为什么一位一贯自称是──同时也被李黎女士恭维是──爱国爱民的大作家,会如此处心积虑地,用种种东拉西扯的琐碎现象,来诋毁自己的同胞呢?我无缘面晤其人,根据李黎女士的面访纪实,也许柏杨真有一颗赤子之心,真是很爱中国,真有恨铁不成钢之心,发而为声,就成为怨天尤人的冲天恶气,于是悻悻诅咒不已。其根本原因,在于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偏离正轨,误入歧途,也许被他自己胡诌的“酱缸文化”,迷糊了心窍,被他自己培养的“病毒”,麻痹了神经。

    中国文化博大精深,有王道,有霸道,有仁义道德,有男盗女娼,有正心诚意,有风花雪月,无论哪一方面,都是登峰造极,而且五花八门,什么都有,莫说你要在中国文化中专找“酱缸”和病毒,即使要专找粪缸和细菌,也能找得出来。你若据此断言中国文化就是粪缸和细菌,那也无损于中国文化,只说明你这个人臭不可闻和不可救药而已。

    即以同一部《资治通鉴》而论,有些人读了可以学会治国平天下的方法,毛泽东读了则丰富其整人坑人的毒辣手段,连史达林也搞不过他。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就类似于此,像一个锋利的刀子,看你用不用它和如何用它,你可以用来治病救人,也可以用来杀人,当然也可以用来自杀。所以,任何人如果蓄意走偏锋,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“酱缸”和病毒,至少可以患滤过性病毒的,不是中国文化,而是这位走偏锋的作家本人。

    我尚未拜读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,也不想拜读。因为,我相信,凭他这种“打倒一切,骂倒一切”的“五四”“红卫兵”的心态,译解《资治通鉴》,不可能不大走其样。我对司马温公是五体投地的。他的《资治通鉴》,教导人君何以治国,教导人臣何以从政,甚至教导平民百姓何以处富贵,何以处贫贱,邦有道如何自处,邦无道又如何自处。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,认认真真把《资治通鉴》研究一下,确实受用不尽,最起码不至于坐国民党的牢或者戴共产党的帽。

    附带讲几句题外的话。近百年来,由于中国的政治黑暗,文人作家被枪毙者有之,被长期关在牢里者有之,被戴帽子者更有之,这当然是政府当局的天高地厚。人们出于对暴政的鄙弃,就对暴政的反对者因同情而崇敬,彷佛坐过牢或戴过帽子的人,头上都自然出现一层光圈。

    但我认为不然,至少不能一概而论。古往今来,有些牢狱之殃和杀身之祸,是值得尊敬的,例如古代甘冒斧钺之诛而秉笔直书的史臣,以及近代不畏权贵而揭露孔宋豪门的新闻记者,这些人的杀头和坐牢,当然有意义、有价值,令人肃然起敬。至于那些李大钊、胡也频之流的“烈士”,我认为死不足惜;那些王亦令之流的“右派”,我认为咎由自取。尽管政府当局制造这些“烈士”和“右派”,完全是无法无天的暴行和虐政;但对这些受害者本人而言,其取祸仅是有损于己,并无益于生民,一句话,苦头吃得没有名堂,活该。

    基于这个道理,我认为柏杨先生开口闭口坐了九年另多少天的牢,彷佛牢狱是他镀金之地一样,实在大可不必。要照柏杨这个逻辑,宝岛上有位文人,比柏杨更了不起,他坐牢出来后,至今仍在岛上摇笔杆大骂,丝毫不减锋芒,照样是祖宗十八代的骂。但在我看来,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?充其量,亡命文人而已。

    最后,归纳为一句话:中国人,丑陋则未必,但中国人内确不乏贱骨头。

    ──甲子冬写于美国加州栖云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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