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4 人生文学与历史(1981.8.22)

类别:文学名著 作者:柏杨 本章:04 人生文学与历史(1981.8.22)

    这是柏杨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二日,在旧金山史丹佛大学历史系的讲稿,本报几经辗转,才取得录音带,特别刊出,以飨读者。

    主席: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,现在我要介绍柏杨先生和各位见面。柏杨先生昨天晚上,才从凤凰城赶到旧金山来。(介绍词从略)

    柏杨:主席、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:真是非常的荣幸,能够在加州最高学府之一──史丹佛大学,和各位见面。我是这么样的兴奋,当我从凤凰城到旧金山的飞机上,就想象今天和各位见面的情况。我那时的心情,和现在的心情印证起来,完全一样。在我来讲,这是一个很荣誉而传奇性的遭遇。今天主席给我出的题目太大了,我觉得很不敢当。在纽约时,接到李玲瑶女士的电话,告诉我这个题目,我非常感谢,但是我感觉到我不能胜任。前天,我在凤凰城,翟孟斌先生在电话中再提醒我,这样一来,我不但感觉到不能胜任,而且非常惶恐,因为我没有资格讲这么大的题目。我之所以接受,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份勇气,我愿意就这个题目,提出我自己的感想,就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,她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?在没有开始正题之前,我愿意报告另一个感想,那就是印地安人──美国的主人,真正美洲的原居民──他们给我的印象。我参观过印地安人的废墟,也参观过印地安人的保留地,也曾经和印地安人碰过面。虽然时间这么短,交谈那么少,但是印象却十分深刻,尤其是有一次在Carefree时,我去附近四十分钟车程的一个印地安人废墟,看到了印地安人的手工艺,他们现在的手工艺和六百年前的手工艺比较,无论是形式或者花纹,编织的手法和所有的材料,简直完全一样。由这件小的手工艺品上,使我想到和了解到,他们目前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。我们不能想象这么一个伟大的、历史悠久的民族,会在美国政府给他们的保留区内,苟延残喘。印地安人本身的遭遇,和他们悲痛的历史,他们被欺骗、被屠杀、被羞辱之后,有什么样的反应?我自己有一个印象:那就是他们的反应令人沮丧。我认为,印地安人目前面对的,不是经济或道德问题,而是灭种的威胁。我不是一个预言家,不是一个算命先生,我只是用我自己的印象,和一般朋友告诉我的种种事迹作为根据。各位,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想,再过一百年、五百年、一千年,或许长,或许短,印地安人总有一天要灭种。因为他们对现代文明,拒绝吸收。固然他们目前有他们的保留地,他们不侵犯别人,别人也不侵犯他们,但是这个保留地是美国政府的,也可以说是白人赏赐给他们的。当然,在理论上,在感情上,我们可以说,那不是赏赐的,那是印地安人自己争取来的,是印地安人自己的故土。但是如果我们的感情不是文学的、不是诗的,而是理性的话,就知道这点保留地出自美国白人的恩典,也可以说出自于美国白人的赎罪态度。所以,假如有一天,美国人口增加,需要那些保留地,我想印地安人的下场将非常凄凉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看法:一个民族的覆亡,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,但不是不可能。每当我看到印地安人废墟,和他们文化的停滞,就感到心如刀割,不由的想到,会不会有一天,中华民族也像印地安人一样?有一个朋友说,这不可能,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,人口又这么多。我想这仅是一种情绪上的慰藉,假如说五千年历史就可以保证一个民族不灭,不晓得根据什么理论基础?宇宙苍茫,五千年只是刹那之间的事,人类还要生存五千亿年呢,和五千亿年相比,五千年所占是个很短的比例。还有人口的多寡,也不足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兴亡;当初欧洲人第一次登陆美洲的时候,印地安人口也非常的多,远超过白人。

    这种情绪上的懵懂,使我非常难过,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不是遇到一些问题了。一个很突出的困惑是,为什么到目前为止,中国不能强大?我们具备了各种强大的条件。那么,一定是促使我们不强大的条件,远超过促使我们强大的条件。虽然我研究历史没有师承,是用土法炼钢的那种方式(笑声),不过我却是很认真的炼。现在我把土法炼钢的心得,向各位报告一下,提供各位一些参考,并且请各位指教。

    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故事,美国有家公司,派他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,到欧洲考察,考察了几个月回来之后,向他的公司当局提出一份报告。报告上说,欧洲无论在技术方面、管理方面,都非常的落后,比不上美国。这份报告大概写了一、两百页,呈送到董事会,董事会立刻通过一项议案,把这个职员开除。董事长说,我们教你去考察的目的,是教你发掘欧洲的长处,不是教你发掘他们的短处,我们的长处用不着你发掘,不需要你提醒,我们需要的是了解他们比我们强的地方,需要发掘我们自己的缺点,然后才可以改进,我们不听自我歌颂的声音,这种声音听多了,会使我们麻木陶醉,会使我们的产品品质降低,会使我们的公司倒闭。

    这个故事,我们说它是个寓言也可以。不过,无论如何,这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所以我今天所要报告的,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长处,而是探索妨碍我们中华民族进步,使我们中国到现在还不能强大起来的原因何在。刚才午餐时候,几个朋友谈起求学的事情,大家都在忧愁,孩子都要上大学了,要缴很多钱。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发现:中国人无论自己怎么苦,怎么困难,总要让孩子上学。有些民族就不见得是这样子,各位的眼界要比我开阔得多,这是我发现的中华民族的一个长处。我想这一类中国人的优点,不必再提了,因为人们提得太多。而且我们不提它,它还是存在。所以今天的报告,只谈我们中国人的缺点。专门谈优点是救不了自己的,只有认清缺点,才可以自救。

    第一、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,但五千年来,对人性尊严摧残的封建力量,不是一天天减少,而是一天天增加,春秋战国时候,君臣之间是平起平坐的,帝王和大臣平起平坐在一个榻榻米上。一直到纪元前二世纪,西汉王朝的叔孙通制定了朝仪,就是在刘邦当皇帝的时候,也就是儒家学派当权的时候,叔孙通制定这个朝仪,使帝王成为一种很庄严、很肃穆,甚至很恐怖的权威。大臣朝见皇帝时,有卫士在旁边监督,任何人态度不合乎规格,像偶尔抬一下头之类,就要受到处罚。这样的改变,使得君王远离人民,跟人民保持一段距离。但是,在皇帝手下,大臣们总还有一个座位。到了十世纪宋王朝,连这个座位也开始消失。皇帝和宰相坐而论道的日子,一去不返。这是一个很小的变革,但它象征的意义很大,那就是说,君和臣、官和民,距离愈拉愈远。到了十四世纪明王朝,人性的尊严更受到彻底的伤害,谁也没办法想象,一个君王会对自己国家的人民,这么仇视。明王朝建立了一种“君父”观念,君就是父,也就是说,皇帝就等于你的父亲。这种观念一经建立,所产生的流弊,无穷无尽。其中最可怕的征候,就是廷杖。上自宰相,下至小民,只要管辖你的家伙认为你犯了法,他就可以把你的四肢抓起来,就在金銮殿上或公堂上,也就是在政府的所在地,加以拷打,把你打得皮破血流。这种廷杖制度,这种君父思想的结合,使中国人的自尊,几乎泯灭,使中国人的人格,几乎摧残殆尽。中国人唯一保持自尊的方法,只有在受廷杖的时候,不喊出声音(笑声)。常常有坚强的官员,当他被打的时候,痛苦得在地上摆动头部,把自己的胡子都擦掉了,却拒绝喊叫。这是那时代人们唯一可以办得到的,可是,却不能提升到反抗的层面。

    我们常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同化力非常强的民族,到目前为止,的确如此;我们可以看到,历史上有好几次,凡是侵略中国的民族,最后都被中国同化。好比说最早的北魏,孝文帝拓拔宏的时候,他变法革新,采取中国的方法治理国家。又好比满清,走的是拓拔宏同一的路。这两次外族对中国最大的侵略,最后都是中华民族得到胜利。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,他们最后固然都吸收了中国文化,继承了中国文化,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国文化中最糟的部分,所以结局也只好最糟。吸收中国文化的结局,并没有使他们的民族更强大,反而使他们的民族和我们中华民族,共同堕落。例如北魏皇帝拓拔宏宣布鲜卑人不能讲鲜卑话,一律都要讲中国话,而且要改成中国姓氏,然后更采用了中国封建制度和宫廷制度,更采用了中国士大夫门第和门阀制度,这些是北魏以前没有的。他们原来是荒原上的游牧民族,心胸开阔,尊卑之间的距离,也非常微弱,而现在却用人力加以破坏。

    听众:请问什么叫廷杖?

    柏杨:廷杖就是打屁股(笑声),四个宦官把趴在地上官员的四肢,伸展开拴起来,然后用麻袋把头套住,由两个宦官按住大腿。当皇帝宣布廷杖一百时,那么就打一百。通常廷杖不能超过一百,假如超过一百,就会死于杖下。那些执行廷杖的帮凶,会察言观色,假如皇帝只是恨你,并没有杀你的意思,那么打一、两百下也不会致命。假如皇帝一定要置你于死地的话,那么三、四十下也可以把你打死。普通情形下,官员或小民在接受廷杖时,往往用行贿的方法,施刑时听起来声音很大,看起来很痛,但不至于死,即使血肉横飞,也不至于伤到筋骨,也就是说光是痛,不会毙命。他们这些人都受过训练,他可以用一张纸包满稻草,一直打到稻草都碎了,纸却不破。这是一种残忍的刑罚,可以把你打得表皮看不出伤痕,而事实上里面的筋骨都已经断了。在廷杖制度下,人性尊严完全被摧残。十四、十五世纪,欧洲已是文艺复兴时代,中国却在实行廷杖,使人叹息。

    我们再回来讲刚才的主题,蒙古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民族,侵入中国之后,对中国文化,采取抗拒态度。九十年之前,他们怎样来到中国,九十年之后,也怎样的离开中国。对中国文化,没有受到一点感染。满清政府建立之后,继承的是中国大黑暗时代明王朝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,对新的政权,有一种腐蚀作用。以致清王朝虽有那么强大的武力,但经过一百年的政治腐蚀,到了最后,一发不可收拾。人权观念被这种悠久的封建制度、封建社会、封建势力,一天天的摧残,简直几乎泯灭,对中国人的影响太大了。中国人的自尊心没有办法保留完整,假如说有保留的话,也只有如鲁迅先生说的阿Q精神,那就是只好在情绪上满足自己,而不能在真正内心上获得充实。我想情绪上的满足和内心上的充实,是不一样的。举个例子来说,我到你家里拜访,看到你的房子这么漂亮,主人学问这么高,我佩服你,羡慕你,回去之后我会想,我要努力工作,有一天我要像你一样,有那么好的学问,住那么好的房子。假如我走出房子就说,住那么好的房子,谁知道他的钱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,希望他明天就一场大火,烧个净光(笑声)。我们民族心理上长期受到压制,只好用这种情绪,使自己平衡。

    第二点要报告的是,中国五千年历史,只有三个黄金时代,第一个黄金时代是春秋战国,那时候各式各样的思想、各式各样生活方式,同时并行。第二个黄金时代应该在唐王朝,唐太宗李世民大帝的贞观之治,到唐明皇李隆基在位中期,不过一百年左右。第三个黄金时代,应是十七世纪六○年代到十八世纪六○年代清王朝中叶。中国五千年历史里,只有这三个黄金时代。其他的四千余年呢,几乎每一年,甚至每一天,都有战争。西方有位学者,曾经做过一个统计,证实人类自有历史以来,每年都有战争。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,更是一样,我自己也曾做过这种统计,而且写了一部《中国历代战乱编年史》初稿,发现中国历史上也每年都有战争。但以中国为单位统计和以世界为单位统计,意义完全不一样,因为世界地方太大,中国和世界比较,中国就太小了。尤其是中国版图到明王朝的时候,跟纪元前二世纪秦王朝大小一样,比现在的版图,要小一半。

    在这么小的版图里,如果每年都有战争,而且还只是有记载的战争,没有记载的战争,还不在我们统计的范围,可看出中国的动乱非常可怕。一个王朝取代另外一个王朝过渡期间的大混乱,总有三五十年,由政权的夺取到政权的安定,又要二十年左右。然后政权再腐败,反抗力量再起,大混战重新到来,陷入治乱相迭的恶性循环。中国人可以说是长期的、甚至永远的生长在贪污、混乱、战争、杀戮、贫穷里面,因之中国人始终没有安全感,总是觉得惶惶不安。我们有这么悠久的历史,又有这么大的国土,中国人的心胸应该磅礴四海,非常开朗才对,只因为长期的贫穷、杀戮、忌猜,使得我们心胸,反而十分狭窄。只求今天能过得去就可以了,明天的事情怎么发生,我不知道,战争要绵延到什么程度,我也不知道。战争影响水利,水利工程被破坏之后,接着来的是大旱灾,旱灾之后,又是大蝗灾,这样的旱灾、水灾、蝗灾,赤地千里。在历史上,“人相食”三个字,不知道出现过几十次几百次。我们认为我们是高级文明的民族,怎么会发生这种人吃人的野蛮行为呢,实在是我们的灾难太多了,而且患难也太久了。不必说国家民族,就个人来说,一个人如果贫穷太久,苦难受得太多,他对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一种不信任的心理反应。我坐牢要出来的前几天,一个官员叫我,告诉我说:“报告一个好消息,你要出去了。”我说:“吃什么豆腐!”(笑声)那官员说:“你为什么不相信呢?我能骗你吗?”我要求他拿证明给我看,因为我相信得太多了,受到的欺骗也太多了,每一次都失望。一个在患难中太久的人,他就有不相信好消息的权利(笑声)。一个民族也是一样,太久的折磨,人们认为,一个新王朝来了之后,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,结果几乎没有一次不落空。有人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建筑,而外国有呢?那是因为中国的建筑是用木料作的,它会腐烂掉。我认为这不是原因,原因是,一个新的王朝兴起之后,就会用一把火把它烧掉(笑声)。秦王朝留下来那么好的阿房宫,可是项羽认为那是民脂民膏,那是暴政,所以放了一把火。等过几天呢,他自己也盖了一个(笑声)。再过几天呢,又来了另外一批人,又说你这是民脂民膏,是暴政,又把它烧掉。这种不成熟的情绪,就足以造成长期的贫穷,使中国人的自尊心没有办法建立,中国人的心胸没有办法开阔。有一句格言说,多难兴邦(笑声),我们先要了解,格言都是情绪的,在某一种特定的条件之下,它才是真理,它不是科学的。“难”如果太多,就没办法兴邦(笑声)。对格言一定要有认识,譬如说,“哀兵必胜”,那可不见得,哀兵失败的很多。一支大军最后被消灭,哪一个不是哀兵(笑声)。像迦太基对抗罗马,到最后几乎全国皆兵,可以说是一面哭一面打,最后还是被罗马消灭了。哀兵不见得获胜,多难也不见得兴邦,而是说,多难必须恰到好处的时候,才能兴邦(笑声)。而中国呢,就是太多难了,所幸多难还未多到把我们消灭的程度,但是已经多到使我们失去灵性。

    第三,我们从历史上发现,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,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,就是所谓的“官场”,官场来自科举制度。有一点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同意,日本吸收了中国全部文化,他把中国所有的东西都吸收过去,小自榻榻米、木屐(笑声),大至政府组织、政治制度等,却只有一点没有吸收,使得日本后来明治维新时,能够一下子强大起来,而未造成阻力,这一点就是科举制度。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它的功能和贡献,但也造成了中国的官场。官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蛛网,看也看不见,摸也摸不着,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你已进入了盘丝洞。中国“官僚”这个字,不能用Bureaucrats来翻译。中国官僚有他的特征,效忠的对象绝对不是国家,也绝对不是领袖,他只效忠于给他官做的人。王朝政府可变,官场不变。所以满洲人统治藏人、蒙古人、汉人,都分别针对那个民族的弱点。对藏人呢,用喇嘛教,把喇嘛请到北京来,当成大爷,极尽恭敬之能事。对蒙古人呢,用婚姻手段,把所有的皇女公主,都嫁给蒙古王子,她们生的儿子,就是我的外甥(笑声),把那些小王子从小养在宫廷里,叫我舅舅啦,叫我公公啦,等你长大以后,怎么可以反对你的舅舅、公公呢。满洲人的皇女公主,绝对不嫁给汉人。他们统治汉人的方法,就是科举,他们知道中国人有个毛病,就是好做官(笑声)。我有给你做官的希望,你就会服服贴贴的,把你的民族意识,和人性尊严,全部交出来。所以官场是一个神秘的社会层面,官场有特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。他不效忠皇帝,皇帝换了,他还是做他的官(笑声)。他也不怕国亡,亡了国,只要你给他官做,他还是做他的官。于是花花世界,只不过是官的发威场所,自然形成了相护,非常复杂的关系。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一本书《官场现形记》,这是一本分析中国官场结构的书,你不要用文学的眼光去看这本书,而要用研究社会问题的眼光看这本书。因为官场这种关系建立,使得我们中国的人际之间的关系,更趋微妙。我想各位在美国这么久,是不是发现,美国的人际关系,比中国的人际关系要单纯得多?中国有句话说,做事容易,做人难。做人是什么呢?就是人际关系处得好不好。有出京戏《审头刺汤》,有一个法官,另有一个陪审官,另外还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寡妇,她的丈夫被谋杀了。在审判中,她抱着一个人头在哭,如果这个人头是真的话,那么这个案子就可以了结,如果是假的话,这个案子发作起来,会牵连很大,要死很多人。陪审老爷喜欢这个美丽年轻寡妇,这个女子也向他暗示,她可以嫁给他,于是这位陪审老爷就坚持这个人头是真的(笑声)。那位女子一看可以结案了,表示不愿嫁给他了,这位汤老爷马上坚持人头是假(笑声)。我们中国人永远就在这种官场关系里,是非不明的反反覆覆,一会人头是真,一会人头是假,到底人头是真还是假,谁都搞不清楚(笑声)。官场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困扰,我想在座的各位专家学人,很多曾经回国做过事,或是将来可能回国做事,我想你遭遇的困难,不是工作的本身,比如说你要造一个原子炉,如果你根本不会,那么这是属于工作上的问题,可是你要造原子炉缺个螺丝钉,管理螺丝钉的这个人呢,他请假出去了。他感冒了,当然要请假,总不能说不准感冒吧,可是事实上,他不是感冒,而是打麻将去了(笑声)。他为什么去打麻将呢,那是因为你跟他的关系搞得不好,你的原子炉造成造不成,跟我有什么关系?原子炉造不成或者是爆炸了,我一点也不在乎(笑声)。如果你说国家受了伤害!受伤害就受伤害,我还是照样做我的官。这就是官场景观,这种几千年累积下来的病态,一直维持到国民革命军北伐,也就是一九二八年。可是,军事北伐,政治南侵,事实上是官场的毒素南侵。本来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纯洁的,不过一旦卷在官场里面,就变得非常复杂,复杂到一个健康的人不能承担的程度。于是社会上的人际关系,就变得跟强力胶、浆糊一样,一旦沾上,想脱也脱不掉,想甩也甩不掉。我不晓得各位回国之后有没有这样的发现,举个例子来说,假如你回国,朋友请你吃饭,如果你胆敢回绝的话,那友谊从此就一笔勾销。这就是官场的习性,人际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的扭曲。为什么要这样?为什么他需要这种官场的关系呢?因为这样才能使他的官位,更加稳固。我有个朋友回到台湾去,一些不相干的人请他吃饭,吃饭之后就托他带些东西到美国来(笑声)。这并不是他有意跟你做交换条件,而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,因为吃过一餐饭之后,就变成朋友了,朋友就要互相帮忙(笑声)。官场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,如像你造原子炉,这原子炉很危险,是不能碰的东西,可是他会认为,我们都是朋友,碰一下有什么关系(笑声)。往往一个人在当官之前,跟当官之后,变成了两种人。这句话本身是不合逻辑的,只能说一个人的官性太兴旺的时候,人性就消灭了。他没有人性,而只有做官的官性,必须等到有一天他退休了,人性才能回复(笑声)。因为官场的存在,使得中国对于做事的方法,有特别一套,使我们文化发展的轨道,经常脱离方向。

    第四点报告,我觉得孔丘本身是个很伟大的人物,知识渊博,而且富有同情心,对社会有很大贡献。从孔丘发展出来的儒家和儒家学派,对中国人的影响,更非常深远,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。但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保守的,严格一点的说,儒家不但是很保守的,而且是反对进步的;儒家这个“儒”,在春秋以前是祭祀典礼所用的司仪,因为他了解祭祀程序,遇到国家重要典礼的时候,必须有这样的人提供意见,这种人在本质上当然是崇古的。那个时候,没有新兴的礼乐,必须用古时的礼乐,为了维持他的饭碗,必须先维持他职业的稳定(笑声),所以他必须崇古。我们不用崇古这个不好听的名词,但可以说他们非常保守。这种精神在中国造成坚强的保守意识,而中国社会在这种意识之下,因而丧失了创新的动力,因而也没有了自我检讨、自我反省、自我调整的能力。朋友有的时候谈起美国,很抱歉,我又在各位“老美国”面前班门弄斧,我想我姑妄言之,各位姑妄听之(笑声),好比有人讲到美国的种族迫害,对印第安人无情的杀戮,对黑人的虐待,对中国人的歧视。我曾参观过安琪儿岛,看到中国人留下来的字和惨苦的诗句。美国这些缺点是不是真的?当然是真的,甚至比我所想象的还要坏。但是我们应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是,他们有没有改正的能力?有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?现在是不是比以前好?假如没有的话,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没有前途;假如有的话,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伟大,充满了活泼的生命。美国以前也有吊人树的,可是现在没有了,美国以前对囚犯用过水牢,可是现在逮捕人的时候,他们会把宪法第几条念给他听。美国有错误、有偏失,但是美国有改正错误的能力。可是,我们中华民族,却没有这个能力。长久的崇古、不求上进、保守,使这个能力丧失。在历史上看,商鞅是法家思想,他变法把秦国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呢,在未变之前,人民的生活是,父兄姊弟,大大小小都睡在同一炕上,商鞅使他们过文明生活,不准父母子女同房,也不准哥哥妹妹同房,告诉他们一定要分开来睡,可见那时他们是一个怎么样野蛮落后的国家。商鞅变法,并不是变出一个原子弹,也不是物质上的改革。而是制度的、社会的、教育文化的,基本上的改变,他成功了。那时候是纪元前四世纪,到现在两千余年,中国却没有再一次的突破。每一个想要突破的人,最后都身败名裂、家破人亡。商鞅的下场,是车裂,是五马分尸,儒家学派也常常宣扬这些改革人的下场,阻吓中国人进步(笑声)。历史上最好的一位改革家王安石,他的道德学问和工作能力,无懈可击,可是他的改革却遭到那么大阻力。像张居正,他的遭遇跟商鞅一样凄惨,他刚死了之后,家就被查封,他的儿子活活饿死;一直到康有为的戊戌变法,都不能成功。儒家学派有一种说法:“利不十,不变法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没有百分之百的利益,绝不可以改革,这种观念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进步、不能强大的最大原因。任何改变都没有十分之十的利益,只要有十分之五点五的利益,就是最大的利益。

    譬如说你现在要从史丹佛开车到圣荷西,我认为你不可以开车去,因为汽车可能出车祸;你应该步行去,因为利不十,不开车(笑声)。这样的看法你怎么说吧,而且开汽车还要先去学开车,浪费时间,在街上你不撞人,人家会来撞你(笑声);如果步行,既可以节省金钱,又可以增进健康,而且没有危险,各位听了我的话,明天是不是就步行不开车了。事实上,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五,百分之五十一的利益,我们就应该变,要求百分之百的利益,永远不可能。昨天晚上,几位朋友谈到汉字拼音化问题,有人讲这样毛病、有人讲那样毛病,当然有毛病,天下哪有没有毛病的改革?有的是情绪上反对,有的是理论上反对。可是假如你要它一变,就得到百分之百的好处,天下根本没有这样的怪事。因为儒家本身的精神是保守的,宋王朝一位皇帝,曾问司马光是不是一定要改?假如西汉王朝一直不变萧何的法律可以吗?司马光回答说,当然可以,正因为有太多的妄人、太多的好事之徒乱变,才使贼盗横行,假如一直不变的话,尧舜时代的美风善俗,就会保持到今天。各位,这种人真是妨碍中国进步的蟊贼。司马光是一个官场老将,他一当上宰相就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法全部废除,包括效果已十分显着的募役法。苏东坡和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,都提出反对,司马光马上翻脸。这说明时代绊脚石是不论是非的,不为人民的利益着想,也不效忠国家元首,而只效忠自己的利益,司马光不是一个政治家,不过一个官场混混罢了。

    第五点是,太多的人口害了中国……

    (此时因换录音带之故,录音中断了。)

    改朝换代的内战之后,接着是人口大量增加,又重复恢复悲惨:战争、杀戮、死亡。有人说美国这地方很好,生活水准很高,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,假如美国人口增加十亿,把中国大陆的人口搬过来,美国就有十二亿了,你看会有怎样的情况(笑声)?人口问题是很重要的,如果中国要想强大,人口一定要拼命减少。有句话说:人多好干活,人少好吃馍。馍,就是馒头、面包。在过去的时代,人多的确好干活。而现在呢,人口多了没有用,一百个人不如一个电脑(笑声)。人少好吃馍,这句话倒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。以各位的家庭收入,养两三个孩子,还能够维持中等以上的生活,如果一下子你不小心,生了两百个孩子,生活怎么维持下去呢(哄堂大笑)。生活费、学费、衣服费等,用什么开支?中国人口太多,贫穷太深、官场太厚、竞争太厉害,这些原因使我们中国人呈现一种现象:就是脏、乱、吵,和永不止息的内斗(笑声)。中国人讲起话来,来势汹汹(笑声),使我们丧失了礼貌。在洛杉矶的时候,有人问我对美国的印象怎样,我说我觉得美国是个礼义之邦。又问我中国是不是礼义之邦呢?我认为中国绝对不是礼义之邦(哄堂大笑)。中国人是这么粗野,几乎随时都准备给对方一个迎头痛击。各位一定可以发现,中国人很少面露笑容,是不是因为灾难太多?痛苦太多?忧愁的时间太长?使中国人笑不出来。所以我觉得美国是个欢愉的民族,至少我所看到、所接触到的美国,是一个非常快乐、善良、乐于帮助别人的民族。而中国人比较忧虑,总是充满了敌意,非常担心自己的利益。于是我们成天惶惶然,为了自卫而虎视眈眈(笑声)。有人说美国有种族歧视。当然有种族歧视,事实上不限于美国,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种族歧视,但是美国至少包容了我们,不但包容我们的人,也包容我们的没有礼貌、脏、乱、吵,和不停的内斗。

    以上是我的一点心得,毫不隐瞒的提出来,也是我来到美国“考察”,回来后向各位董事先生所作的忠实报告(笑声)。

    我们的优点,不必再说了,因为说来说去,它还是存在;不说,它也不会跑掉。我提出我们的缺点,这样才可以促使我们自我反省。这些缺点已经非常严重,在我们酱缸文化里,我们面临这么多复杂的问题,应该怎样的反应呢?我略为报告我的意见。

    这些问题,如果它是问题的话,我们最重要的反应,应该是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。几千年下来,一切东西都由别人──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,替我们想好了,自己不需要想,而且也不敢想。要怎样做才对呢,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。洛克斐勒的儿子到新几内亚去探险,被土人吃掉了,这件事发生之后,台北报纸登出来,很多人说,有福不知道享福,要是我,我就不会去。这次我在凤凰城一位美国朋友家里住了五、六天,主人的十六岁女儿Margret,到宏都拉斯去帮助当地人,使他们了解眼睛卫生的常识。宏都拉斯的卫生跟中国相比的话,要比我们还差,当地非常的脏,以致这个女孩一觉醒来,竟然发现有一头猪跟她睡在一起。我在那里的时候,她恰巧服务结束,回家向她妈妈报告,眉飞色舞的说,明年她还要再去,因为那个地方太贫穷落后了,需要去帮助他们,她母亲立刻鼓励她再去。我们中国人也许会想,要是我的话,我才不去呢。可是那个美国妈妈却夸奖她的女儿,认为她的女儿有见解、有爱心,以她女儿能够为别人献身服务的表现,引为骄傲。她并不是向我表示她的爱心,我又不能给她官做(笑声),也不能给她股份(笑声)。我在她的眼中,不过落后民族的一员。而是那个妈妈内心深处真挚的想法。相形之下,中国人就聪明多了。因为中国人太聪明,我想世界上的民族,包括犹太人在内,恐怕都没有中国人这么聪明。假如是单对单,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话,中国人一定是胜利者。但是如果是两个人以上的话,中国人就非失败不可,因为中国人似乎是天生的不会团结(笑声)。团结的意义是,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权利和利益,抛弃一部分。比如现在有两个圆形物体,必须用刀削成两个较小的方形,才能紧密的黏在一起。可是彼此只希望自己不要被削,而只削别人的,要削掉自己的就不干了,这样怎么能团结(大笑)?中国人是太聪明了,没有一个人敢说中国人不聪明,中国人聪明到什么程度呢,聪明到被卖到屠宰场的时候,还拼命讲价钱,多赚了五块钱,就心花怒放(大笑)。就是这种情形,中国人太聪明,太聪明的极致一定是太自私。凡是不自私的行为,不自私的想法,都会被讥笑为傻子。中国人不够宽容,凡是一个人心情厚道、宽恕别人、赞扬别人,就会被人骂作傻子。人家打你的脸,你竟然敢反抗;人家违法,你竟然敢据理力争,你就是傻子。一件冒险的事,既不能做官,又不能发财,你去做了,大家当然说你是傻子。我觉得一个中国人必须多少有一点傻子的心情,然后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得救,不然的话,就会像印地安人一样,日渐没落。有句俗话说,人不自私,天诛地灭。可见得人不自私的话,就会被别人认为不可救药。我们能不能够从自己开始,不要靠政府,也不要求别人,只是从自己做起,做一些世俗认为的傻事?

    总结我的意见,我们不要把人际关系搞得那么复杂,先从自己开始,从自己的孩子开始,训练起来!譬如,美国小孩子在自助餐桌上,妈妈告诉他,吃饭之后要把东西收拾好,弄干净,放在那里。这种教育应该从本身开始,从孩童时代开始,我们应该把这种训练当做一种起步和一种里程。中国人的美德多得很,可惜都在书上(笑声)。我们希望这些美德都能出现在我们的行为上,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办到。今天我报告我自己的意见完了,占用的时间太多,还请多多原谅,多多指教(热烈掌声)。

    听众A:我觉得问问题起码要十分钟才够。

    主席:对不起,只有两分钟,因为很多人都想提出问题。

    听众A:柏杨先生刚才提到封建制度摧残人权的问题,你提到明王朝摧残人权,其实西方情形也差不多。我想西方文化也是同样经过君主专制的洗礼,为什么能够产生后来那种个人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念,为什么中国就不能产生,一直到今天……

    主席:停一下好吗?你的问题已经超过了两分钟。(笑声)

    柏杨:这不是讨论,这是考试(笑声)。不过用不着考,我已经是博士,是绿岛博士(笑声、掌声)。可惜我没有能力答复你这个问题,就好像我们没有能力了解为什么西洋人吃饭用刀叉,中国人吃饭用筷子一样。文化的产生是逐渐的,这两种文化在最初没有交通,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很小,每个文化都照各自的模式去发展。个人的人生和民族的命运,往往被一个很小、很弱的因素,使他转变方向。但我们不晓得这个很小、很弱的因素是什么,或是在什么地方。

    听众B:我想就这位先生所提的问题,向您再请教。刚才我听您的演讲,得到以下这样的感想,觉得您对中国文化的结论是这样下的: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,过去是一个专制的文化,有一个专制的政体,因此今天社会上才会演变成这样一种风气,也就是官场风气。因此,我想刚刚这位先生的问题,还是可以解释出其中的道理,因为您认为既然有了专制政体的大前提在,因此才产生这样的风气。既然两个文化都有同样的历史传统,为什么今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,依照您的结论来看,似乎结果应该一样。我也许是乱替柏老的结论下个标签,我想您的结论是文化遗传论。记得容格曾经说过,文化是可以遗传的,如果人的老祖宗持有怎样的观点,子孙也会受到影响,因此我们过去有专制政体,即使我们今天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,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,可能还留有过去文化的专制因子。容格从心理学的立场提出这样的论点,但今天很多人却认为大有问题。第二点,听了您的讲演,使我们过去非常乐观的年轻的一代,有点难过。以我来讲,可以说是年轻的一辈,是新生代的一员,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一代,在整个社会风气,和思想方式上,一定要和我的前辈不一样。譬如说我今天并没有做官,我不能保证我将来做官是不是变成只有官性没有人性(笑声)。但我觉得,有一天我到了那个场合,我相信我的官性仍然要比过去的人要少一点,人性还要多一点。但是您今天这样一讲的话,我觉得和我的想法不太一样,谢谢您。

    柏杨:我想我只是讲历史事实,因为时代和环境的转变、教育的导向,现时代可能不再会这样。而且我相信你的诚心,也相信你做得到。

    听众B:我想您的诠释,也许跟我的不太一样。

    柏杨:我要强调一点,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西洋的专制政治,在深度和广度上,差异很大。西洋历史我还没有开始念(笑声),不过我觉得有所不同。比较起来,中国专制是极端的,西洋宫廷里只跪一条腿,只有对上帝才跪两条腿,对人恐怕很少跪两条腿。中国不但跪两条腿,而且还要磕头,而且还要磕响头(笑声)。清王朝末年有句话说:多磕头,少说话。所以我想中国专制的内涵、专制的程度,恐怕跟西洋不一样。我看过法国路易十四一幅油画,路易十四很伟大的坐在当中,大臣坐在旁边,皇后也坐在旁边,这种情形在中国不可能发生,中国的大臣一定是战战兢兢,诚惶诚恐的跪在下面。

    听众B:我想……

    主席:请等一下,让别人有机会问问题。

    听众C:我从小就看过柏杨先生的书,今天能看到柏杨先生,感到非常感动。讲到中国人的个性、民族性、政府,刚才柏杨先生从古代史一直谈到近代史,而我们对现代史比较关心。第一个问题是,我们不知道柏杨先生来美国之后,讲话的开放性,有多大?您讲话能讲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回到台湾……(笑声)。第二个问题是,中国人的个性常常因为政府而受影响,譬如政府常常喜欢愚民,很多地方明明大家已经知道了,他还是要压住,让大家感觉很多事都是很Secret。不讲实话也是中国官场想要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。譬如最近很多事情造成的结果,尤其在国外──我是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的──,但是,我觉得政府有很多做法实在是没办法让人了解,我们在外面看到的报章杂志,发现政府前几天讲的和后几天讲的不一样,现在我想证实我个人的一个观感……

    主席:两分钟。

    听众C:我对绿岛大学很有兴趣──我当然没有兴趣进去(笑声),但我有兴趣了解,我想知道一下绿岛大学校长是谁?教务长是谁(笑声)?行政机构,还有是不是叫“长官”之类,如果您方便的话就讲,不方便就不勉强。

    听众D:我想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尊重主席的要求,还是少谈政治。柏杨先生今天提出很多问题,是非常严肃的,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兴趣摆在这些问题上来讨论,至于其他问题……

    听众E:请问这位先生是不是柏杨先生?哪位是?(听众骚动声忽起,并有人鼓掌。)

    主席:我们还是尊重个人发表意见好不好?

    听众F:我手边有本《柏杨语录》,我们谈太多话不行,主持人刚才说的话,我想我们的民主还有一个特点,你这本书里没有提到,就是不可以提政治问题(哄堂大笑,掌声不绝)。

    听众G:今天柏杨先生谈到学术问题,您研究历史得了五个结论,前四个结论我可以百分之八十同意,最后一个结论说,中国人口太多,所以造成我们今天这种不幸,这个问题我有个疑问。日本,他的国家很小,人口也很多,但他们生活水准很高,他们没有接受我们官场文化的缺点,所以有今天的成果。我认为不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,才造成我们这种不幸,假如我们把工商业做得很好,假如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病态和缺点,我们中国人可以维持这个现状,甚至我们更可以容纳一倍的人口。我们不应该说中国人口太多,就要限制我们的人口,就要去侵略人家,或者互相残杀。这是个现象,现象和结果是不能溶在一起的。所以我的结论是,我们研究中国历史,并不是我们人口太多造成不幸、灾难、贫穷。我们很可以在中国这么大的领土上再容纳多一倍的人口,没有问题(笑声)。假如我们的科学、文明的发展,可以达到一个水准的话,我想我们的生活水准,不会低于日本。

    柏杨:我非常赞成你的见解,应该是这样的。不过,“假如”的前提太多,而在这些“假如”实现之前,人口仍是很大的问题,太多的人口才使我们的工业、科学、文明,永不能发达到“假如”的那种地步。

    听众G:这个我能够接受,您的结论是说从历史的研究、学术的观点,指出中国的人口太多,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不幸。我的意思是说,其他的四项结论,我赞成。而人口太多,并不是造成不幸的原因。将来我们中国人口是不是再增加下去?我们还会不会继续这种不幸?这是另外一个问题,值得研究。

    听众H:柏杨先生谈中华民族的问题很有趣,我有一个错觉,不晓得是因为您有顾忌不愿意讲,或者是……总之,我有个印象,中华民族是有这么多的缺点,自私得没有救药。但是关于中国现代史,柏杨先生没有提到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、反封建,轰轰烈烈的斗争。在解放以后,一九四九年之后,建设整个社会主义,在整个过程中,一方面在经济方面、物质方面……建立一些科学基础,另一方面在人的意识形态上,做很多教育的工作,最后像文化大革命,事实上是人类有史以来发展最高峰(有人插入一句:“最恐怖。”并有人鼓掌)。柏杨先生刚提到的针对官僚……(秩序稍紊),不知道柏杨先生愿不愿意评论这件事,因为您也是研究所谓“匪情”的(笑声)。

    主席:时间超过。

    听众H:好,我马上说完,如果中国人行动起来向当权派造反(笑声),您怎么解释这些。

    柏杨:这是政治问题,我们不谈,我们只谈历史,同时这个我也不太清楚(笑声)。

    听众I:我有一个要求,请问您,关于简体字,我想听听您的意见。

    柏杨:我赞成简体字,而且更赞成应该进一步改成拼音文字。昨天晚上,很多朋友聚在一起,就谈到这个问题,不过大家的意见不一致。因为反对拼音字的人,心里有一个结,这个结必须解开。拼音文字太需要了,譬如说打电话,我问贵姓?我姓刘。这刘字怎么写吧,在电话上恐怕没办法讲清楚,我说你去查字典,你也不敢肯定第一次就查到,甚至查第二、第三次都查不到,查得你火冒三丈(笑声)。过去,我们责怪古文没有标点符号,不能断句,看起来简直不懂。各位读过《元史》没有?蒙古人的名字像冰糖葫芦一样(笑声),简直分不出有几个人。现在虽有了标点符号,可以断句了,但方块字的最大缺点更呈现出来,那就是,既不能隔字,又不能连音。不能隔字,即令字字认识,也看不懂。不能连音,方块字像一盘念珠挂在那里,我们要费很大的力气组合。才能弄清楚。好比说,“我从马来西亚来。”“马来西亚”应该连,跟最后一个“来”字之间,应该隔。否则的话,“马来”了,“西亚来”了,如果一个孩子名叫“西亚”,问题就大了(笑声)。今天打字这么快,电脑这么快,都不是方块字可以胜任的。我一直向往我桌子上有一部中文打字机,能使我打出中文稿件,不再做爬格纸动物。不过中文拼音化并不容易,主要的是我们有心理障碍,认为我们用ABCD是英文字母,拼出的是英文。其实不是,我们要了解,这个ABCD就是中文字母(笑声),拼出的字,就是中文,就不至于有被同化的屈辱感觉。是的,它们是中文、是华文,不是英文,也不是德文,假如说用ABCD拼出来就是英文的话,德国人可能会气死,法国人也可能会气死。文字完全是工具,就好比车子,你买了就是你的,他买了就是他的。其实,假如拼音文字今天就实行的话,第一个先饿死的就是我,因为我就靠方块字吃饭(笑声)。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很短,政治的理由也很短,民族文化非常重要,那是太重要了。尤其各位在美国,你会发现第二代孩子们会讲中国话,但不会写中国字,那么难,你怎么教他?好比说中国的“国”字,怎么写?怎么填到那方块里去(笑声)。要认识这个字,除了死记以外,没有他法。以致孩子们呐喊:“我恨死中文!”这还不能使我们猛醒?我们不要增加我们民族向前迈步的困难,应该大家脚步向前,不要自己为自己加一个脚镣,加一个手铐,不要为老祖宗活,不要为过去活!为什么为他们活?应该为孩子们活。拼音化之后,古书看不懂就看不懂算了,现在并没有拼音化,你还不是看不懂(笑声、掌声)。过去的事,老祖宗的事,交给几个人,让他们去庙堂里打扫,我们不要为祖宗活,要为孩子们,为下一代,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活。假如中国有一天,忽然爆出冷门,威震世界,中国人一咳嗽,地球就发抖,中国话可以成为世界语言,但中国字绝对无法普及,所以必须改成拼音。

    今天我讲中国这么多缺点,有人听了一定很泄气,我觉得我们应该听的,正是这些,而不是优点,假如我们讲我们的美德、我们的聪明……最后,我们还是不能够受到人家尊重,我们自己也不能自尊。要知道,中国人的灾难,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灾难,也是全世界的灾难。一只小船沉下去就沉下去,一只大船沉下去,引起来的漩涡会把附近的船都吸引下去。日本人为什么来侵略我们?只怪中国不争气引诱他动手(笑声)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自救,自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自己的缺点,假如不知道自己的缺点,整天去想得意的事,恐怕有点像贾宝玉意淫(笑声)。

    听众J:我常听到两句成语,一句是“以不变应万变”,另一句是“报喜不报忧”,您有什么看法?

    柏杨:“以不变应万变”,我不敢有意见(笑声、掌声)。“报喜不报忧”,我想这是官场特征。

    听众K(美国人):您今天演讲的题目好像是专门说中国人的坏话,我想请您也说说美国的坏话(笑声),就您所看到的书,及您在美国所看到的事,您觉得美国有什么地方,应该向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学习?

    柏杨:关于美国人的坏话,美国人自己已讲得太多了,这是我非常羡慕的地方,因为美国有自我平衡、自我反省、自我调整的力量。自己有错的地方,都自己讲出来,自己能接受,自己能鉴赏,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能。你要是讲美国人好,人家就说你为什么不是美国人?不把鼻子拉高(笑声),有人讲这是崇洋媚外,我觉得崇洋很好嘛,有什么不好,不但要崇洋,而且要彻底的崇洋,我如果有权利,我一定规定每个人不崇洋不行,哪一个人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洋?而且各位还住在美国,而我还住在台湾,我觉得这是醒悟不醒悟的问题,我们应该把人家的好处一条条列下来,好的地方,我们就应该学,我们如果希望像美国一样强大,我们就需要向美国人学习,美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。美国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,因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,至少美国的邮政就坏,投递既慢,而又经常放假。但我们也应该庆幸美国不十全十美,假如美国是那样,他就僵化了。

    听众L:柏杨先生是一个博士,是一个病理学家,他今天说我们丧失了民族自尊心,应包括柏杨先生自己在内。今天他说的话,把我们五千年的历史说到坟墓里去了,不能使我们唤起民族精神,这一点我今天来听,觉得很遗憾。我觉得中国受了封建思想的余毒很浓厚,再加上儒家思想,假如我们把儒家思想转变成法治思想,从人治转变为法治,建立法律制度,就会弥补过去的许许多多缺点。因为过去都是人存政存,人亡政息,假如我们今天建立法条,你该做几年就做几年,不要去破坏它。我今天是个厨子,如果我要我的儿子也继承做厨子,这便是儒家思想造成的祸患。我们希望柏杨先生告诉我们怎样去治这个病,我们不能放弃。您说崇洋,在座的许多中国人,并不见得在美国就崇洋,这一点希望柏杨先生谅解。这一点,您错了,这是我一点意见。我希望柏杨先生讲的五千年文化不至于在五千年后仍充满了封建、廷杖、官场。希望从今而后能改革,从人治变成法治,走向光明的未来。

    柏杨:我跟你的意见完全一样,追求的也完全一样。

    听众M:在大学时,我读过柏杨先生的一些作品,觉得柏杨先生喜欢用讽刺、泼辣、尖酸的笔法,来揭发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。今天又听到您讲了中国人这些缺点,我们心里的感触很深,觉得很痛心、很泄气、很难过,但我觉得这就好像看病一样,病已经看出来了,就要对症下药。我不知道柏杨先生作品中是不是能告诉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。另外我想请教柏杨先生谈谈台湾文坛的情形,推荐一些好的作品给我们。您比较欣赏哪些作家?

    柏杨:我先说第二个问题,陈映真、王拓、三毛、袁琼琼、陈铭磻、杨青矗,都是第一流的,不过我看得并不很多,因为我的眼睛在坐牢时受了伤,没有办法集中看小字,台湾的报纸字又特别小,这个问题可不可推荐我太太来答覆。

    张香华:柏杨忽然给了我一个难题,不过,我坐在这里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,因为刚才一位先生说柏杨今天讲的话,使我们丧失了民族的自尊。我想就我的了解,把他的意见解释一下。我想柏杨的意见,并不是说我们国家一点前途、一点希望都没有。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自我反省。他讲崇洋,这是一个事实。崇洋,这个名词应该看怎样理解,试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,物质的享受,崇洋已经是非常明显。不过我想他刚才有句话没有讲得很清楚,而在别的地方讲演时,却十分强调,就是,我们崇洋,但不媚外(掌声)。我们承认美国比我们强,我们应该向他学习,但我们不需要去乞求他,不需要用自卑的方式,用自怜的方式来生存,而是怎样改进,怎样想办法,很快的超过他们,我想这是柏杨心里的话。很抱歉,我擅自作一补充,因为我整个思想一直在想这个问题(掌声)。

    柏杨:关于李玲瑶小姐问到该用什么方法,我想到一点。我提出来都是些病态的东西,我想大家都很难过,我自己也很难过,因为我们当初听到的中国是很光荣的,像朱元璋,他是民族英雄,后来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,别人正跟蒙古人作战时,他在后方却扩充地盘,抄别人的后路,最后更篡夺政权,完全为自己打算。等到别人把蒙古人打得一塌糊涂,把在中国的蒙古人的精力,完全磨损之后,朱元璋却坐收其成。发现这件事之后,我是那么沮丧。我想我们能不能复兴我们的民族,要从我们能不能承认自己的缺点、承认自己的错误开始。假如连缺点、错误都不承认,又怎么改革?怎么进取?过去,我们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点、错误,因为我们已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,一旦发现缺点,简直就没办法活了。而一个有自尊心的人,会承认自己缺点、自己错误的,只有中国人大多数死不认错。我们也有检讨,但检讨的结果都是因为自己太好了(笑声)。所以我们一直受人家欺负,今天被张三欺负,明天被李四欺负,后天被王五欺负。中国人每个人都应该有能力来检讨自己,不要抱怨,不要总是专讲别人。在台北时,有对夫妇吵架,找我评理,作丈夫凶巴巴的说,他太太不爱他。我就说,如果想教人爱你,第一个条件必须要自己可爱(笑声)。如果自己不可爱,怎么教人家爱你?如果自己要别人尊重的话,必须自己先有被尊重的条件,这个条件不是骂一骂就可以得到,也不是喊喊口号就有用。假如此地不可以随地吐痰,可是你总在这里吐痰,教人怎么尊重你?小便要到洗手间去,假如在大街随便撒尿,又教人怎么尊重你?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有被尊重的先决条件,一定要知道我们不如别人的地方。中国人似乎一直在死不认错,一认错就被认为是崇洋?是的,为什么不崇洋?我们现在整个思想体系、经济思想、学术思想、民主思想、法治人权思想,都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。社会制度、意识形态、生活方式,都是从外国来的,哪一个是传统传下来的?我们的物质生活,如汽车、飞机、眼镜、理头发的方式、房子、刮胡刀,都不是中国发明家发明的,所以我觉得不是崇洋的问题,而是学习的问题。现在台北人喜欢吃土鸡,我也喜欢吃土鸡,洋鸡没有人吃,不好吃就没人吃,洋鸡也没有人要。只要好的,就会有人要(笑声)。但中国人的神经,出奇衰弱,一提到崇洋,就是媚外,怎么会产生这种结论?崇洋不过学他们的优点,假如有一天美国人通通抽鸦片烟自杀了,我们总不会跟进吧。我们自己要有受人尊重的前提,要有反省自己的能力,这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,最大、最基本的要件。怪来怪去都在怪别人,这个民族就没有救了。不但发生在我们民族身上,发生在任何民族身上,后果都一样。印地安人老讲白人杀光了他们,把白人恨入骨髓,仅只恨有什么用?自己复兴才对!你不能复兴,白人将来可能杀得更多。我觉得我们不要责备任何人,不要抱怨任何人,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。其次,承认我们错误之后,承认自己的缺点以后,才有复兴的可能性。只怕承认了之后有些人自己的神经先行崩溃。

    听众N:请问柏杨先生两个问题,第一,美国有一位专栏作家,名字叫包可华,台北《联合报》经常有他的译作,他的风格和您有点类似,您对他的观点如何?第二个问题,这种风格目前在国内是不是允许存在?我相信这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,水准很高的文章,我已二十年没看过这样的文章了,不知道今天国内的情形怎样?

    柏杨:今天在台湾,人们拥有相当大的自由。自由是相对的,没有绝对的自由。像包可华式的文章,在台湾非常流行。我想我的作品和他并不一样,有两位作家倒跟他很相像,那就是潘荣礼和可叵,他们用包可华的模式,写得很好,有些也很尖锐,也没有听说为他们带来什么困扰。

    听众O:柏杨先生,我看您的文章很刻薄,可是今天听您的演讲,觉得您的人很可爱(笑声)。这是真话,现在有个要求,不知道文字狱是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色。在西洋历史上,我还没有找到像中国过去文字狱的case,不知道您对这种文字狱,将来有没有多写文章发掘明王朝以后,中国文字狱对知识份子阶层的影响。

    柏杨:谢谢您的意见,我自己在牢房里搜集了不少资料,准备写一部《中国冤狱史》,中国冤狱(包括文字狱)之多,真是举世无双(笑声)。

    听众P:柏杨先生,我最赞成您写这部冤狱史,您是绿岛大学毕业的,我是岛外小学毕业的,我也像您一样。

    柏杨:你坐过几年?

    听众P:半年。

    柏杨:幼稚园、幼稚园(听众大笑)。

    听众Q:您在《早起的虫儿》书中推崇科幻,教人不要看武侠,原则上我非常同意,不过倪匡说过:不看柏杨的杂文是人生的一大损失,不看金庸的武侠是人生的另一大损失,不知道您的看法怎样?第二个问题是,听说您在绿岛时看了很多算命的书(笑声),我觉得算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,很神秘,不知道您的感想怎么样?

    柏杨:当我写那篇文章时,我还没有看到金庸的作品,因为那时他的还不能进入台湾(笑声)。我觉得看过金庸的武侠之后,别的武侠都不能看了。我看过王度庐、不肖生……很多武侠,但看了金庸的之后,别的都比下去。金庸的文字水准、意境水准,都非常够,尤其他的武侠在海外流行,意义更大。因为普通人看正式的文学作品很吃力,武侠无形之中,使人受到感染,使中文得到普及。他确实写得不错,我很佩服他,他用这样的笔法写出来,的确是空前的。我在坐牢时买了很多算命的书,因为十二年后出来,时局都变了,我可能没办法谋生,我预备在街上摆卦摊(笑声、掌声),我研读了一年多,后来有人告诉我,政治犯不准当算命先生,我就没有再研究了。谈到命运,我自己是相信命运的,年轻的朋友大概不相信命运,我年轻时也不相信。曾国藩有一次告诉刘次青说:“不信书,信运气。”刘次青说:“公之言,传万世。”人生有些事不能控制,你除了用命运解释外,还能用什么解释?这种不能控制的现象,我们就叫命运,你叫他“不命运”也可以,总要给他一个名字。就在昨天晚上,台北远东航空公司飞机爆炸,以前我常从台北坐飞机到高雄去看眼睛,我自己在《台湾时报》写稿,报馆老板吴基福、总编辑苏墱基,更常坐飞机来回台北高雄,所以我现在很为他们担心。这是一个例证,你有能力使飞机起飞,你没有能力使飞机不发生意外。

    听众R:您赞成简体字,又赞成罗马拼音……

    柏杨:不是罗马拼音,而是中文拼音。因为你的说法涉及到……

    听众R:您提到金庸武侠,赞成他的词句优点,这是不是关系到字形的优点,或者仅是读音的优点?如果简化,甚至只剩下中文拼音,那么字形优点和词藻优点是不是只能靠音的优点存在?

    柏杨:我想你把音变成形之后,“形”“音”“义”,仍会结合一起,密不可分。中国人看到“笑”字觉得在笑,可是美国人看到laugh也会觉得在笑,人赋给“形”什么意义,它就有什么意义。人看到花固可觉得她在笑,也可觉得她在哭。改变后,字和义会重新结合。

    听众R:那需要多久时间才能重新结合?

    柏杨:顶多一个礼拜(听众大笑)。我的意思是说拼音很容易,一个礼拜就会了。方块字搞十年也搞不通。

    听众S:我觉得今天最开心的是能够在国外看到您,在那么多年的牢狱之后。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请教,您怎么能在经过那么多苦难之后,有今天这样的心情出现在大家之前,您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情,把这些苦难摆平?这是我希望自己学到的,能不能请您讲一点?

    柏杨: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改变,在牢房里该哭我就哭嘛,该快乐我就快乐嘛。有人说牢房里一定每天愁眉苦脸,这证明他没有坐过牢。十年愁眉苦脸那不是要愁死掉了?该快乐的时候就快乐(笑声)。再一个就是我有这样一个看法,人生遇到像我这样的灾难,甚至严重到像我这样要被判死刑,后来判了十二年,十二年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,往往不能适应。家中发生变故,有的是妻子离开丈夫,有的是丈夫离开妻子,而这些夫妻当初都是经过海誓山盟的,现在都变了。另外一个现象是友情上的刺激,突然有很多朋友怕你,有的你平时以为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朋友,现在也突然变了。有些人没有什么交情,他反而可以交托。但这一切我都有一个观念,我认为这都是个案问题,不是普遍性的。好比说我坐牢才两个月,我的前妻就离开我,不到两年就跟我离婚,我就把离婚书寄给她,她说你的东西怎么办?我说什么我的东西?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东西,我告诉她我授权给她,把她认为是我的那些东西,全都扔到马路上,因为我在台湾没有亲人,没有地方可以寄放。我认为这是个案,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。男人也是如此,丈夫变心了,也只是那个男人如此,并不是天下男人都是混蛋(笑声)。朋友一样,有的朋友怕你借钱,有的朋友落井下石,或者根本不理你,或者表现更强烈,要求把你枪决算了,这也是个案,只是某些人如此;还有另外的人愿意帮助你,事实上也是这样,我觉得我并没有落空,落空了,不当朋友就是了。

    听众T:现在国府有一条补偿法,柏杨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为冤狱要求赔偿。

    柏杨:冤狱必须要政府自己承认是冤狱才行。像我,就不是冤狱(笑声)。

    听众T:柏杨先生,你是爱情专家(笑声),美国有位妇女提出一个看法说,美国现在为什么通货膨胀?就是因为离婚率太高了。您有什么看法?

    柏杨:这一类事情,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一个看法。好比,我认为美国通货膨胀是他们纸张太过于浪费的缘故(笑声)。台湾因没有纸张,所以报纸不能开禁,所以不能增加篇幅,就是因为美国浪费了太多的纸(笑声)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主席:如果大家已经没有问题了,我们的座谈会就到此结束,因为今天晚上柏杨先生还要赶到柏克莱大学去做另一次演讲(掌声)。

    (原载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─三月七日洛杉矶《论坛报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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